漢代瓦當中，以字紋瓦當的數量最大。字紋瓦當的思想內容比秦代有所擴展，大致可歸為宮殿、官署、祠墓和吉祥語4類。在形製上分區劃界，中心乳點與聯珠給銘文安排了一個固定的模式，在這個範圍內，作出上下左右、四麵八方的均衡與變化。文字數目有單字、雙字、3字、4字、5字、6字、8字，12字不等，書體亦有從簡趨勢，而且用筆粗獷，茂美雄密，縱橫無拘；構圖則酣暢飽滿而又富於變化。1974年在茂陵發現的“天地相方與民世世中正永安”之12字瓦當，由外圈8字、內圈4字組成，篆文錯落，布局協調，它是漢武帝陵寢宮殿所用：其旁霍光墓附近出土的“加氣始降”、“屯澤流施”、“光旭塊宇”、“道德順序”4件字紋瓦當，爛漫多姿，變化無窮，似為祠堂、園邑之用。兩漢時期的字紋瓦當，於醇樸中求文字結構之氣韻，於多姿多彩中求裝飾之意味，體現了漢代的藝術麵貌與時代精神，是中國陶製文物中獨具魅力的珍藏。
秦漢以後的瓦當，亦有圖案及字紋較為精彩者。北魏早期的字紋瓦當，如“富貴萬歲”，在書體、用筆方麵與北魏墓誌銘為同一係統，頗有北碑之韻味。隋唐瓦當主要以佛教圖案“蓮花紋”為主要裝飾紋樣。出土於元代古城的元代瓦當，有“常山長貴”4字吉語，“常山”2字有楷書筆意，“長”字帶有幾分隸意，“貴”字則與漢代銅洗上的銘文相同，而且文字與圖案相映成趣，別有一番藝術風貌。但總的來說，它們的藝術水平，與秦漢瓦當已不能同日而語。
瓦當的鑒藏，與古磚一樣，在宋代已有文字記載，但尚未列入收藏品之列。北宋王在《繩水燕談錄》裏說：“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風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祜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漫地得古簡瓦當，皆破，獨一瓦全，麵徑四寸五分，瓦麵隱起四字，日羽陽千歲，篆字斟句酌隨形為之，不取正方，如知即羽陽舊址也。”可知宋時隻是記錄瓦當的形狀及出土情況，並用以考證古代遺址。真正把瓦當作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時期。當時杭州人失楓旅居關中，收集到許多瓦當，編了一部《秦漢瓦當圖記》，於乾隆二十四（1759年）刻成。這是瓦當的第一部圖譜。從此以手，風氣大開，文人學士都喜歡收集幾個瓦當，有的還用瓦當琢成硯台，名日“瓦當硯”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書桌上顯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與眾不同的瓦當，尤其為人歆羨。如“東城有李漁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又如“成哲親王曾得銅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鏨其上，支‘得之漳水之濱’其質堅致如石”，雲雲。此類記載，在清人筆記中多有出現。由於文人的重視、收藏家之所求，以往人們見而不顧的瓦當便隨之珍貴起來。農民耕地時得到半個簡瓦，隻要圓底完整，都可以賣個好價錢。
東百步，居民權氏，漫地得古簡瓦當，皆破，獨一瓦全，麵徑四寸五分，瓦麵隱起四字，日羽陽千歲，篆字隨形為之，不取正方，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可知宋時隻是記錄瓦當的形狀及出土情況，並用以考證古代遺址。真正把瓦當作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時期。當時杭州人朱楓旅居關中，收集到許多瓦當，編了一部《秦漢瓦當圖記》，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成。這是瓦當的第一部圖譜。從此以後，風氣大開，文人學士都喜歡收集幾個瓦當，有的還用瓦當琢成硯台，名日“瓦當硯”，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書桌上，顯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與眾不同的瓦當，尤其為人歆羨。如“東城有李漁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又如“成哲親王曾得銅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鏨其上，雲得之漳水之濱，其質堅致如石”，雲近代以來，瓦當的美學價值得到進一步開掘。一些著名篆刻家以獨創精神，積極從瓦當上的文字及其布局中吸取營養。近人葉銘在《趙扔叔印譜序》中指出，趙之謙刻印“以古幣、古鏡、古磚瓦文參錯用，回翔縱恣，唯變所適，誠能印發求印”。吳昌碩、齊白石等人也曾從瓦當中學習篆法。
當今之世，秦漢瓦當更以其古雅端凝的風姿吸引著眾多的中外收藏家。天津有位叫華非的書畫家，與筆者交往多年。據筆者所知，華非先生平生癡心於瓦當的收藏。他不辭辛苦，潛心收集戰國畫像瓦當、秦漢畫像瓦當、秦漢文字瓦當數百塊，並擁有大量瓦當拓片，同時，對瓦當的產生、瓦當的收藏曆史、出土狀況及其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作了深入探討，著《中國古代瓦當》一書，已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他還告訴筆者，瓦當本是“寶”，但對外行來說，“寶貝”也難免成了“垃圾”。他舉例說，“文革”中某文物公司積存一批秦漢瓦當，因未能出口，轉手到了信托店。信托店將其堆放在一邊，無人問津。此時恰被一位姓黃的收藏者見到，僅花極少的錢就將這批“寶貝”買走。可見“藏寶”還得“識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