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造像的收藏價值和保值意義與作品自身的藝術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國自魏晉以來，佛教造像成千上萬，雖然各代都有精品，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六朝、隋、唐的作品成就為最高，收藏造像首先要著眼於這段時期的精品。有人評定銅造像的價值僅以尺寸大小為依據，這就難免走上購藏的誤區。因為唐以前的金銅造像最大的不過二三十厘米，小的僅幾厘米。單純強調尺寸，容易把購藏目光轉向明清作品而失掉收藏南北朝及至隋唐精品的機會。有人評定石造像過分追求完美無缺，以為略有小殘便要不得，這也是不對的。石造像完整無缺當然珍貴，但實際情況是，經過南北朝和唐代的幾次滅佛，石造像通體無缺的甚少。收藏石造像不比收藏古瓷器，如果稍有小殘便不予投資購買，就很難得到造像真品。夾療漆觀音坐像南北朝和隋唐時代的佛教造像有的還雕鑿文字，稱“造像題記”。文字數量不等，多則數百，少則幾個或十幾個。文字多的，記錄的一般是達官貴人或上層人物的事；文字少的，所記的一般是平民百姓的事，上麵多有紀年和造像人。如“大魏太延五年乙卯，佛弟子趙忠為男軍途困難許造像一驅，永奉存祀，四月三日造”的造像題記，便是較有代表性的一類。造像題記對南北朝和隋唐時代造像的收藏價值有重大影響。這一時期的精品，無題記者價錢略低，有造像題記者身價倍增。尤其是文字較多的造像題記，其史料價值、書法價值、雕塑藝術價值兼而有之，更是堪為珍寶。造像題記也有後人偽造的，購藏時要注意鑒別。
至於唐代以後的造像，則應以製作精美和材質稀貴作為購藏的主要標準，其次再考慮尺寸大小。宋、元、明、清的銅造像有精工之作，也有平庸之作。平庸之作，收藏價值並不太高。精工之作則不但通體鎏金，還鑲嵌珍珠寶石，給人珠光寶氣之感。這樣的造像自然珍貴。銅造像之外的精品，也有取金、銀、翡翠、象牙、白玉、碧璽為材質的。這類作品就更顯珍貴了。一尊清代大型翡翠觀音造像在蘇富比拍賣中標參考價競達451萬港元，這說明明清造像隻要精美絕倫、且為精良之材所製，也是價高一籌的。
八、石佛的收藏與辨偽
佛教造像由單純的宗教崇拜偶像而成為受人青睞的收藏品和觀賞品，當始於清朝初葉。並且，隨著清代金石考據的興起，佛教造像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逐漸為人們所開掘和認識。
從資料上看，唐以前的單體石造像，在清康熙時代已有人收藏。在清宣統年間上海出版的《神州國光集》錄有龐芝閣藏東魏武定三年石造像的拓片，上麵就有清初畫家惲南田的題識。題識對造像的緣起作了分析，之後又記下該造像的風格、文字、歸屬。其中說道：“此石龕釋迦像一尊，坐（座）下字三麵，計十四行，每行四字，尾行隻一字，統五十三字，為魏武定三年，當是宣武年號，觀其字體古拙，猶存漢魏遺風。是像今為蟾一吳子所得，以此拓片見貽，餘喜，遂裝成並記於上。”最後落款是“康熙乙醜秋七月廿又四日，東園客壽平”。乾隆時代以後，單體石造像不僅為一些人所傾心收集，而且已見之於著錄，成為金石學家鑒賞的對象。乾隆時學者王昶以50年之力編《金石萃編》160卷，在是書中就著錄了大量的石造像，其中尤以造像碑為多，並附《北朝造像諸碑總記》，對北朝石造像的雕鑿情況及其特點作了分析。其後，葉昌熾的《語石》、張鳴珂的《寒鬆閣題跋》等金石和鑒賞專著，均有石造像的紀中收入石造像跋語數條，如東魏武定八年杜文雍造像、杜照賢造像、西魏大統十四年造像等，對這些造像的雕鑿年代和出土地點作了考證。他在《東魏武定三年造像跋》中，還對當初惲南田的題識提出質疑，作了糾正。
近代金石學家早已將佛教造像引入金石學的研究領域。如近人王懿榮的《天壤閣雜記》、馬衡的《凡將齋金石叢稿》，以及後來朱劍心所著《金石學》等，都將單體石造像作為金石中的一個專項加以敘述。王懿榮《天壤閣雜記》還以親眼所見，對清光緒八年（1882年）成都萬佛寺遺址掘出殘石佛像百餘的史實作了記載。他說：“成都西關有萬佛寺故址，忽出殘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蜀碧所稱獻賊鑿去者也。”（所謂“獻賊”即指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據史料所證，此非張獻忠時所為。）王懿榮自稱出私囊揀得有字殘像三尊，“一元嘉，極大，一開皇，一無紀元”，又揀得殘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蘇石、川石，本質鬆，此又經火而複人土者，須甚護惜。於是他用船隻將其購得的石造像，統統運往山東福山老家收藏起來。在那一時期，不光王懿榮收藏單體石造像，大江南北不少文人如鄭文焯、黃易、童大年諸人，都喜愛這類藏品。民國年間東南日報社出版的《金石書畫》特刊中，常刊出單體石造像照片或拓片供世人欣賞，其原物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私家藏品。如梁顧廷謙陳寶齊造像、南齊維衛尊佛造像、魏王元夫造像、梁中大同慧影造像，為淮陰陳氏石墨樓所藏：北周夏信純陀造像，為會稽顧氏金佳石好樓所藏：北魏太和二年樂安公主造塗金石像、北魏比丘法光為弟劉桃扶造像，為杭州童氏綠雲山房所藏。這些單體石造像精品，皆經名家的考證和題跋。有的藏家本人對自己的藏品也做出評價。北魏太和二年樂安公主造塗金石像的收藏者童大年為該藏品題記道：“此像係近年洛陽出土者，己巳仲秋得於海上，供奉綠雲庵中，鄭大鶴嚐謂造像之足於史者至可寶貴，況此大名鼎鼎乎？塗金雖已剝蝕，而石質細潤如玉，亦非凡品，尤足稱已。”北周夏信純陀造像的藏家題記為：“民國七八年間陝西出土，京賈鬻於滬而轉入於粵，丁卯秋，餘得之番禺，李氏攜歸上海，供諸思簡樓，高今尺二尺弱，三麵鐫字，共百十有六”雲雲。（見《金石書畫》合訂本）從以上題記中可以看出，近現代的造像收藏家多從考古及書法的意義上品評造像的價值。新中國建立後，佛教造像被載入中國雕塑藝術史，收藏家和藝術家不僅注重它們的考古作用，而且更多地從美術的角度挖掘它們的美學價值，對造像的藝術性有了新的認識。當代雕塑家、美術理論家如王子雲、史岩等人均有這方麵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