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唐代以及唐代以前飲茶的曆史，陸羽在《六之飲》中曾概括為這樣一段話：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並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
陸羽的這段話，從我國產茶地區的擴展曆史來看，有的是值得討論的。
茶最初是作為藥用進入人類社會的，但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有茶，在考古學對茶葉、茶器等尚無新的發現以前，還不能提供出具體的年代來。可以肯定的是，自開始有茶起，直到戰國時代（公元前476—221年）以前的很長時期內，有茶的地方還僅限於茶樹原產地的西南地區，當然，在這個期間內，西南地區中巴蜀一帶的茶，曾以“貢品”的形式，進入到中原地區。到了戰國時代，七雄並起，戰事頻繁，如前所述，茶才由茶樹原產地的四川、貴州、雲南等省經由水路和陸路先後傳入後來的產茶地區。不過，還應指出的是，在戰國或秦代（公元前221—206年）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藥用時期，因此，《六之飲》中把晏嬰所處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477年）以及這個時代以前的周公時代，並上溯到神農氏時代，都作為茶的飲用時期，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陸羽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的根據，是神農氏撰有《食經》，其中曾提到飲茶（見《七之事》）。實際上，古代人往往彙錄議論性質相類的文字成書，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與此議論相稱的古人題名，由於神農氏是傳說中的農業和醫藥方麵的創始者，所以就把《食經》托為神農氏所撰。陸羽據此而把神農氏說成是飲茶的創始人，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茶由藥用時期發展為飲用時期，是在戰國或秦代以後（關於茶的藥用時期和飲用時期，都僅僅是作者的一個推斷，希望廣大的茶葉工作者今後繼續加以研究），因而《六之飲》中舉出司馬相如和揚雄，認為他們是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有著飲茶風尚的人，是合乎曆史事實的。三國（公元220—265年）以後的兩晉時代（公元265—420年），《六之飲》中舉出了飲茶的劉琨、張載、陸納、謝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參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兩晉時代的為多，說明兩晉時代已是一個飲茶風尚迅速普及的時代；到了唐代，飲茶之風大盛，並進而說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飲”，這也是合乎曆史事實的。但是，從《七之事》所引的史料來分析，在兩晉時代，南方的飲茶風尚已較北方為盛（史料18則中，屬於南方的共12則，北方的僅6則），而陸羽並未就此加以闡述，同時，他也未參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飲》中舉出南北朝時代（420—589）有著飲茶風尚的人，這都不能不說是《茶經》中的不足之處。
由此可知，《六之飲》所說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這段飲茶曆史，是存在一些問題的。為了指出這段飲茶曆史中的關鍵性史實，這裏要加以補充的有兩件事。一是前所說的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之句，這說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後，四川的飲茶風尚已開始向陝西進而向中原地帶進行傳播。二是晉代以後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飲茶風尚仍較北方為盛。如北朝西魏楊街之在所著《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報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稱為“酪奴”，並說：“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複食，惟江表（原指長江以南地，這裏指南朝），殘民遠來降者好之。”所謂好，即是喜好飲茶。
飲茶為什麼盛於唐代？這是有其曆史條件的。在自秦、漢至唐的八百多年中，經曆了三國、兩晉及十六國、南北朝的長期動亂，隋代（589—618）雖安定了一個時期，但為時不長。隋末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落入李家王朝之手。統一而又強盛的唐，對農業采取了均田、減賦等措施，使社會持續了一段較長時期的安定，農業生產發展比較迅速，隋代開發的運河又大大有利於南北交通，也使茶的生產、貿易和消費大為發展。白居易的“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粱買茶去，去來江口空守船”的詩句（見《琵琶行》）以及封演《封氏聞見記》所記載的“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都充分反映了茶葉貿易的繁榮景象，當時茶商的勢力幾可與鹽商相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