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茶區的擴展途徑，既有水路，也有陸路。從水路來說，四川是使茶區擴展的一個主要省份。四川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紂時起，已有以巴蜀茶葉作為“貢品”的記載（已見《一之源》之述評）。西漢時代，籍隸今四川省的司馬相如和揚雄也已先後在《凡將篇》和《方言》中談到了茶（見《七之事》之述評）。說明四川飲用的茶葉，在西漢時已較為普遍，因此，在戰國時期秦兵由巴蜀浮江伐楚之際，可以設想，就在這時把巴蜀茶葉順著長江水係由四川傳到了中遊各省，以後又順著這個水係先後傳到了下遊各省。長江中遊的湖南省，除了可能由長江水係傳人的這一途徑外，根據“湘桂同源”，亦即前述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發大軍五十萬人經略嶺南，命史祿通運糧水道，開鑿秦鑿渠（唐代以後稱為靈渠），使湖南的湘江和廣西的漓江經南北兩渠合流，從而聯係了長江與珠江兩大水係的這一史實（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一講），也存在著由廣西溯漓江而上直達湘江而傳入湖南的另一途徑。促使茶區擴展的主要水係，還有源出陝西的漢水和珠江上遊的西江。漢水既有可能把湖北的茶葉傳入陝西，也有可能把陝西的茶葉傳入湖北，唐代金、梁兩州的四個產茶縣（見《八之出》），就都位於漢水水係附近。廣東可能主要是由廣西順著西江水係傳入，福建則可能是由廣東通過海路傳入的。廣州是秦代南海郡的郡治所在，一直是我國對外交通貿易的港口，汕頭向來是粵東和閩西南的門戶，因此，廣東可能是通過這兩個港口傳入福建，至於福建傳入的港口，則可能是泉州。這是因為泉州自唐代設州後，已逐漸成為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台灣可能是由福建的泉州以及後來設治的廈門通過海路傳入的。
從陸路來說，四川也是使茶區擴展的一個主要省份。早在戰國時代，即有一條“蜀身毒道”由四川經過雲南通往印度。這條古道是從四川的成都經川西平原到西昌、渡口，渡過金沙江到雲南的西昆明（今大理一帶），再渡過瀾滄江到滇、越（今保山、騰衝），然後經由緬甸到達印度的。（四川、雲南的茶葉，是否經由這條“蜀身毒道”傳人緬甸、印度，尚無文字記載）。它的路線，正好同今天的川滇公路、滇緬公路和緬印公路大體走向一致，有的地區幾乎完全和現在公路的路線重合在一起。這一路線，據推定，便是公元前334年以後，莊躋奉楚威王之命由楚國率兵入滇（今雲南省），取滇後，再率兵取道桂、黔（今廣西自治區和貴州省）伐蜀以圖秦的路線。（見1983年7月11日《經濟日報》所載《求知》第20期）以後在西漢時代，又出現兩條古道由四川通往雲南：一條叫“靈關道”，由四川的成都經邛崍、雅安、越西（古稱靈關）、西昌、會理到雲南的姚安，直達楚雄。“靈關”一作“零關”，《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即有“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之句（孫水即今安寧河，邛都在今西呂東南）。另一條叫“朱提道”，由四川的成都經宜賓到雲南的鹽津、昭通（古稱朱提），會澤，直達昆明。（見同上《求知》）從戰國時代迄西漢時代，既有三條古道由四川直接通往雲南，並借“蜀身毒道”由四川、雲南通往廣西、貴州，這就存在著把茶樹原產地的四川、貴州、雲南的茶葉傳入廣西和四川、貴州、雲南的茶葉相互流傳的可能。另外，如清顧炎武《日知錄》所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秦人取蜀，是通過“棧道”攻入的，當時巴蜀與陝西的陸路往來，唯賴“棧道”。據《史記·貨殖列傳》說：“巴蜀……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因此，蜀國的茶葉，包括周武王時代的“貢茶”，可能就是經由這一陸路傳入陝西，這可以說是由水路傳入陝西以外的另一途徑。秦滅巴蜀以後，它的疆域，東至黃河與函穀關（在今河南靈寶縣），並且在秦統一全國以前，多次在河南作戰，因而就為陝西的茶葉傳入河南創造了條件。通過長江水係和“湘桂同源”傳入茶葉的湖南省，在莊躋率楚兵經由陸路入滇時，它可能是必經之路，雲南的茶葉通過莊躋的作戰路線傳入湖南是極其可能的。其後秦兵攻奪楚國的黔中郡，使莊躋侵滇的楚兵不能回楚，但秦人繼“取蜀而後”，又奪取了黔中郡，則由貴州把“茗飲之事”傳入陝西，也是極其可能的事。
總的來說，我國茶區的擴展，無論經由水路或陸路，大致是沿著由南向北和由西向東的方向發展的。同時，從我國茶區擴展的曆史來看，可以推定，在戰國時期以前的春秋時期或更早的時期，除了茶樹原產地的西南地區早已有茶外，我國的其他地區還是不可能產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