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得高興了，公韌拉著同樣也在細心閱讀的陳少白說：“你看，你看，《民約論》上寫著，人皆平等，無貴賤上下之別，既無從屬他人之責，又無製馭他人之權利。皇帝小兒也是人，和我們一樣，為什麼我們所有的人都得向他磕頭？為什麼都得聽從他的聖旨？”陳少白也指著書上的一段說：“你看，你看，書上寫著若夫民則固未嚐仰衣食於君，而君則實仰衣食於民者，何得視民為奴隸者哉？皇帝、西太後和那些贓官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既不種地，又不織布，全指望人民供他們衣食，為什麼他們反過來要統治我們。太不像話了？太不合理了？”
《萬法精通》又叫《論法的精神》，是18世紀上半葉傑出的啟蒙思想家，近代資產階級政治與法理學思想體係的主要奠基人，近代曆史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孟德斯鳩（1689-1755）的最主要著作。被稱為“是亞裏士多德以後第一本綜合性的政治學著作；是到他的時代為止的最進步的政治理論書。”。此書由清末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複翻譯。
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隻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製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製條件，並借此找到恢複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製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製衡的政治製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孟氏有一個著名的段子，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隻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在那裏，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隻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孟德思鳩還說：“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隻能看到奴隸製的耀武揚威”；“在中國的全部曆史中，連一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隻能見到奴役的壯舉”。
陳少白講了一個故事：“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隻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高興，今天不高興砍去一隻，明天不高興再砍去一隻。隻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隻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隻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公韌罵道：“純粹的奴才，也就是心奴，這才是最可怕的。”
公韌也講了一個故事，說：“趙盾的門客（奴才）程嬰、公子杵臼舍命救護趙氏孤兒，前者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後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嬰十幾年忍辱偷生，直至將趙氏孤兒撫養成人為趙家複仇後，也自盡而死。”
陳少白也說：“這是純粹的身奴加心奴。”
《論自由》，又叫《自由原論》是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和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著作。該書是自由理論體係的集大成之作，論述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公民自由權利，在西方被高度評價為“對個人自由最動人心弦，最強有力的辯護。”
《論自由》這部著作的要義可以概括為，隻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個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隻有當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的利益時，個人才應接受社會的強製性懲罰。這就是穆勒所劃定的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如果整個人類，除一人之外，意見都一致，而隻有那一個人持相反意見，人類也沒有理由不讓那個人說話。正如那個人一旦大權在握，也沒有理由不讓人類說話一樣。
《論自由》肯定思想和討論自由，並要求政府不僅要通過消極地不幹預來保障公民自由，還須依靠立法來創造和增進公民自由。體製發揮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會，社會要素被引入穆勒對自由的討論之中。穆勒認為，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本身具有價值，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不僅於己有利，也使社會能從中得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