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農民在異**往上的保守十分明顯，他們很會掩蓋自己的感情，不輕易外露。男女授受不親，很少能夠看到男女青年擠在一起搞活動。村裏的男人們閑來都是擠在村口曬太陽，女人們也是有女人們的夥伴。一對夫妻從來沒有在人麵前一起手拉手散步的情景，他們可能一輩子也沒有說過“我愛你”三個字。女人們故意裝作冷淡，總是罵自家熱情的男人老不正經。
此時城裏的青年男女們已經開始跳交際舞打發時光，周家渡村的男人們擠在一起說這些城裏人都是流氓，他們跳舞的時候臉與臉貼在一起，關著燈，女人還不穿**。在一片嘲笑聲中，城市的青年男女們似乎道德淪喪了。
農民們從舊的傳統和經驗中得到應該怎麼樣生活的依據，個人的思維受製於經驗。當他們以不理解的眼神在觀看周遭的變化時，也往往把自己禁錮得更深。排斥是那麼的強烈，保守是那麼的僵硬。於是，即使是合理的打扮，在某些人看來就不太舒服，甚至被視為生活腐化、放蕩；不安現狀可能被譏笑為不知天高地厚，輕鬆自己可能被視作是懶漢。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在心態上，農民就有一種緊縮自己，壓抑自己，苦難自己的傾向。
他們對新事物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在還沒有接觸新事物時就已經恐懼新事物的到來。顯然，他們缺乏發展的眼光，歧視標新立異，遷怒移風易俗，惡心傷風敗俗。祖宗是一座高山，還要不要祖宗成為了一頂壓人的帽子。他們習慣於舊的形式，安心於傳統的做法。這樣，他們被視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社會群體。但是新事物總是以特殊的方式湧現，於是舊傳統中的農民在衝突下顯得驚慌失措，無所適從。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是農民最欣賞的人生哲理。“小時候的苦不是苦，大了的苦才是真正的苦”是教育的哲理。所以中國的農民都是要求孩子們從小樹立敢於吃苦的勇氣和有吃苦的經曆。“苦”的價值理論在農民在生產中體現得很明顯。辛勤的耕作不僅僅是為了收獲，還包括對人情操的陶冶、對人道德情操的培養。所以即使農民們從事的行業非常的原始，付出的汗水特別的多，但是農民也沒有打算去改變這種生產方式。吃苦不是培養他們更好的適應環境，中國的傳統教育從來沒有這方麵的內容，吃苦隻是要求孩子知道苦的滋味，這樣才會珍惜今後的甜蜜。“苦”還能夠讓一個人早當家。苦的孩子馬上就會進入成人化的境界，而在溫水瓶裏吃奶是永遠長不大的。富有者的子女更容易出敗家子，所謂富不過三代，因為他們從小太幸福，蜜罐裏長大，嬌生慣養，不會珍惜甜蜜。苦出身的子女最能積累財富了，因為他們從小有吃過苦的教訓，所以珍惜一絲一毫的所得。這種育人理念完全不是現代西方教育核心中的培養獨立能力，因為傳統中國農民骨子裏都是不希望子女獨立出去，而是希望子女永遠在父母親的羽翼下生活，維持一個大家庭的模式。
在習俗上，農村的嬰兒第一口吃的不是甜甜的奶，而是苦得不能再苦的中藥材——黃蓮。撇開醫學上的考慮，吃黃連的用意很明顯：隻有這樣才會讓孩子記住母親的奶是多麼的甜蜜。
每個農民都會在飯桌上受到長輩諄諄的教導：每一粒米飯都是汗水做的，吃一口就要有所感，浪費糧食是要天打雷劈的。所以農民甘於用最原始的最辛苦的作業方式作業，而不願去想如何用好方法減少勞力的付出。他們寧願多出一點汗水，也不願被稱為愛偷懶。一切好的作業方法從另一方麵來說是偷懶思想的結果。偷懶生產出來的東西最讓農民不舒服了。當一些新技術出現的時候，有的農民會把此視作是奇門邪巧。方法和順序總還是老的順手，如果用機器收割麥子，那鐮刀棄之不用是十分可惜的。老農夫手裏拿著鐮刀，站在田埂上看著機器收割會感覺到自己的失落。
對孩子的教育叫管教，重在管，通過管來達到教。對孩子說理是沒有效果的，老毛病會常犯，溺愛那就是害孩子。罪犯到了砍頭才記恨母親不嚴格，咬母親**的典故常常被用來證明從小管教的重要性。鄉村管教的核心是“嚴”，所謂“棒頭出孝子”，“嚴”是中國農村傳統家庭教育中的一項重要準則。“嚴”能“格”物，格物而致知。“嚴”養出良好的行為規則，能養出一個聽話的孩子。嚴厲、嚴肅都是父親的形象。“嚴”有兩個內容，一個是狠惡，狠毒。做父親的不拘言笑，往往手裏拿著一根木棍，或者竹稍，說話曝氣，對不聽話的孩子就是一陣棒打，下手都是非常非常的重，非得皮開肉綻為止不可。村子裏常常聽到了是父親教訓孩子的嚎叫聲，其他村民對此熟視無睹，這是生活中的常態。傳統鄉村確實看到過一個對自家男孩從來不會笑的父親。有些鄉村族規相約裏也有棒打的習俗。另一層含義是罰。鄉民確實很看重罰的效果，認為罰能讓孩子記住哪些事情不能幹，哪些行為不能參與。罰站不叫罰，“罰”重在讓他記住，所以體罰是必須的，有罰跪、罰餓、罰凍、罰負重、罰勞動。
“嚴”之所以在外表看來非常和平的鄉村盛行，關鍵還是鄉村有傳統的家長專製，父與子人格上的不平等是“嚴”生存的依據。在家庭裏建立的是以家長為核心的權威管理，“嚴”是權威管理的手段，“嚴”行之有效，就能成“威”。有了“威”家長製就建立起來了。什麼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什麼事情都是按照他定的規矩來。那些不按照規矩做的事情輕者被罵，重則罰餓，重則挨打。
“嚴”之所以一直在鄉村流行大概也有媳婦熬成婆的心理。做父親的小時候是被自己的父親孽待式嚴教過來的，所以要把同樣的方法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一個深受“嚴”之苦的孩子長大後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卻記住了嚴的好處，於是把“嚴”一代代傳下去。一個在嚴父底下戰戰兢兢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兒子一等父親過世就毅然站立起來，他要建立自己的嚴父形象。
很少有一個出身“嚴”家庭裏的農民會在自己手裏搞起民主式家教，除非外部產生了革命性改變，或者他成長中後來脫離了原來的生活環境。一個在民主家庭成長的人往往不會把“嚴”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嚇”是鄉村教育中最簡潔便宜又有效的方式。循循善誘似乎是教書先生的事情，農民們哪有時間也懶得去循循善誘，效果看來也不是很好。孩子如果玩火，那麼父母會說晚上會尿床的。孩子河裏玩水，那麼父母會說河裏有水鬼來找替死鬼。飯碗還剩有飯粒，那麼父母就會說會被雷公打死的。總之，一個人的行為方向似乎已經被按上了鐵軌軌道，如果想隨意改變，那麼就會被告知要翻車的。嚇的內容往往毫無理性，隻是長期以來沉澱在鄉村記憶中的一種傳言甚至隻是近來的一個喧囂直上的謠言。
中國傳統鄉村文化中對“苦”和“嚴”的倡導有反麵的影響，這會造成農民無視人作為個體存在的最基本的權力，無視人的天性的存在。
因為苦和嚴的主動方執行方在父輩，被動方和被執行人在子輩，所以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事實上的絕對不平等。父輩對兒子執行手都是狠狠的，往往不問青紅皂白的亂打。對“嚴”的倡導使中國農民對其他個體的傷痛缺乏同情憐憫。村子常常有瘸腿的人，他是因為偷人家的東西而被敲斷了腿。對這種懲罰留下的後遺症，村民不僅不會對對方追訴，反而會嘲笑瘸腿者咎由自取，是活該。因為自己的甘蔗被偷，所以他故意塗上劇毒農藥，他認為這是最好的阻止行為。
嚴規在很多鄉約族規裏是一種基本的原則，有的鄉約族規的嚴厲程度超過了基本的法律。嚴懲是正統農民應付亂紀者違規者和道德淪喪者最基本的解決手段。偷盜砍手挑腳筋，說謊罵人杖嘴，偷人鞭打甚至沉籠子，抽鴉片捆綁甚至活埋，偷懶不給飯吃。嚴罰在古老的鄉村也是很盛行，偷一根蘿卜就會被幾十倍幾百倍的經濟上罰款，偷者賠不起就拆房子。不賠償就一直吊著。
對“嚴”崇尚使中國農民對某種人有一種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想法。曆史上的中國農民能夠忍受強權暴政的欺淩壓榨，但是他們更加害怕地方上的惡勢力和強盜毛賊。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對前者他們認命，對後者則深惡痛絕。社會出現某種非常不安穩的現象，他們都會鼓噪著說殺掉一批人就會天下太平。於是有人會說把那些遊手好閑的殺掉，還有人會說把監獄裏的人都殺掉。總歸，他們把這些看不順眼的人視作異類，認為消滅了社會就清爽了。
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藐視和對個人權利的模糊使中國農民總是依靠強權來獲得安全感，對暴政麻木，對嚴控的行政管理情有獨鍾。所以他們對政府1983年的開展的大規模的嚴打擴大化鬥爭都是舉雙手讚成，希望年年搞一次。一部西方電影中有一句非常具有震撼國人思維的話——寧可漏過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中國人能夠接受的往往相反——寧可冤枉好人，也不放過罪犯。中國農民就是不能理解西方人為何明知對方是罪犯卻因為證據不足而放掉他。放虎歸山後患無窮的道理被那些紳士們糟蹋了，農民恨死了放縱者。
此思想也影響到國家管理上。鄉村出生的官吏“嚴”字當頭，總認為自己有懲罰下麵人的權力。對審問的人隨意的“三十大板”，“五十大板”，嚴刑逼供，屈打成招成了常事。判罰上是往最嚴厲的來。損壞一株苗，罰二百元，偷稅一千罰一萬；偷一棵玉米，罰義務勞動三天。隻夠判十年的就來個砍頭。執行上是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漏掉一個。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農村不少女性有裹腳的傳統。後來的解釋是封建社會女性地位低，裹腳以後被男人打也跑不快。哪個父親不愛女兒，如果從苦的理論想問題就可以理解了。裹腳可以說像熬鷹一樣，通過讓女性身體的自殘吃苦來達到人**望的屈服，完成天真女孩向老實家庭主婦的精神轉變。中國也有自宮的太監，這除了讓男人去勢之外，更有精神上通過苦的自殘達到人性的毀滅和奴性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