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降，社用石主史不絕書。《太平禦覽》卷五百三十二引《禮記外傳》：“社樹各以其所宜之木，社主用石。”這裏的“社樹”指神社周圍的樹林，而非社主之樹。《水經注》卷二十七《沔水》：“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社主之流，百姓四時祈禱焉。”《魏書·禮誌二》：“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金史·禮誌七》載：金代北京社壇的社主“用白石，下廣二尺，剡其上，形如鍾，埋其半”。明王圻《三才圖會·宮室》卷三《府州縣社稷壇》下解釋說：明代府縣社壇“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在壇之南”。《大清會典圖·社稷壇圖》說清代北京的社壇“中設石社主，半在土中”。看來金代以來官方的石主形製大同小異。俞偉超先生說：“直到現代，江蘇丹徒縣一帶許多村子的村口，還往往有一個‘石婆婆’，一般每村一個（1980年10月所見）。‘石婆婆’當然還是地母崇拜的遺痕，而她隻見於東方，在中原、北方等地是沒有的。”在我國許多少數民族當中，如黔東南的苗族、海南美孚黎、本地黎、仫佬族、廣西環江縣的壯族、南丹縣的大瑤、金秀大瑤山的花藍瑤、台灣的排灣人等，都立1~3塊石頭作為土地神的象征。
據《隋書·禮誌二》的記載，高襟祭壇上也有石：“晉惠帝元康六年，襟壇石中破為二……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襟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孝武帝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郊禖即高禖。我們知道，高禖是從神社分化出來的，高禖壇上之石正是社主之石的沿襲。
總之，從先秦到近代，從華夏族到周邊少數民族，都存在用石塊作為土地神標誌的文化現象。認為石主隻見於我國東部地區而為北方所無，這是不確切的。
《周禮·春官·小宗伯》“則帥有司而立軍社”鄭玄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賈公彥疏：“雲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雲：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總之）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雲蓋以疑之也。”軍社之主與遷廟之主相仿，廟主既為木製（見前引《史記·周本紀》），則軍社之主亦以木製為近事理，鄭玄的測度未見切實。不過正如賈公彥所說的，“要有石主”，而且“其來尚矣”（《新唐書·儒學傳中·張齊賢》）。
4.土為社主
社是土地神，所以用土堆作為社神的標誌是情理之中的事。《管子·輕重戊》：“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間，始民知禮也。”封有聚土之義。《禮記·檀弓下》：“於是封之，崇四尺。”鄭玄注：“聚土曰封。”“封土為社”是說聚起土堆當社主，這跟《淮南子》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高誘注：“封土為社”）的記載是一致的。《風俗通義》卷八《社神》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也說的是聚土為社主的習俗。與高大的樹主相比，土主缺乏神聖色彩；與便於移動的木主、石主相比，土主無法搬遷，因此土主盡管有可能是一種古老的社主形式，但後世很少采用。
5.屍為社主
屍就是祭祀時作為神的附體的活人。《周禮·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屍。”鄭玄注：“以刑官為屍，略之也。”杜佑《通典》卷四十八：“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屍，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屍主是臨時的，社祭一結束，屍主就成了正常人。
上述五種類型的社主，我們不能認為象宰我及《淮南子》所說的那樣，出現於不同的朝代。古代社會從上到下神社林立，幅員既廣，風俗又異，社的形製也就不可能普天同一。殷代不但有石主之社，同時也有樹主之社，周代樹主、木主、石主、屍主等多種形式的社主都曾在不同場合、不同地區采用過。一般來說，帝王的太社多用木主和石主，民間的裏社以叢林中的樹主為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