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魏勒說：“在野蠻的民族中，攜帶神（或偶像）參加戰鬥，並相信神有助於他們打勝仗，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種風俗。無疑，神和他的人民之間的這種密切的合夥關係是有效驗的，因為神自然地激發了戰士的勇敢。”社主之所以要從自然的大樹改成人為的小木牌，主要是木牌之主可以請出山林，便於為人們的其他目的提供精神服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戰爭。《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玄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賈公彥疏：“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又《秋官·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鄭玄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賈公彥疏：“鄭知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者，以其大軍旅，非在國。”《尚書·甘誓》：“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孔安國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左傳》定公四年：“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境），官之製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杜預注：“奉社主也。”孔穎達疏：“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太平禦覽》卷五百三十二引《禮記外傳》：“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於車前。”這些材料告訴我們，古代軍隊出行，先是告禱於社神及祖先，然後將社主與祖先之主載於齋車隨軍而行，戰爭中由祖社二主現場行施賞罰之權，同時也給將士以精神上的慰藉。如果以樹為社主，就無法坐陣督戰，難以給將士以心理上的佑助。《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居）中軍。”可見祖先神靈也是以木牌為附體。這都是為了便於使用。有人說：“由‘社壇’改建為‘社廟’，由傳說中的神靈改變為曆史中的人物，由土地神發展為土地和戰爭的保護神，這種觀念形態上的變化，大抵開始於三國孫吳為蔣子文立廟之事。”這些說法是不恰當的。如上所論，由曆史人物充當社神自夏朝已然，而充當土地和戰爭的保護神，這是土地神固有的職責，無所謂觀念形態上的變化。
如果表示向異族或敵國臣服，就主動把社主交給對方。《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六百乘伐陳，宵突（穿）陳城，遂入之……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捆綁），以待於朝。”杜預注：“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社神為國家守護神，社亡則國滅，故以擁社示服。既然可以擁社示服，也可以在可能的情況下擁社而逃，就像後世帝王攜帶傳國玉璽逃竄一樣，隻要社主在，人們的精神信仰就不倒，從而還有卷土重來東山再起的希望。如果社主是不便移動的大樹，不但無法為敗逃之君保駕護航，而且還有被戰勝者砍伐的危險。
後世也有用木主的情況。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十九中說明代北京社壇上的“神位以木為之，高一丈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民間的木主則矮小得多。上引李鳳翧《覺軒雜錄》中所說的鄉村土地神主“以木板長尺許，寬二寸，題其主日某土地”。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誌》下篇卷三記江蘇阜寧地區的社日習俗雲：
習俗相傳二月二日為土地神之生辰。阜寧農人以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輩希望禾苗之盛旺，應該致敬，祈伊暗中默佐，免受風雹螟蝗之災。阜寧人對於土地之供奉頗為鄭重，大村莊均籌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莊無錢力起造祠宇者，則用粗瓦缸一隻，將缸之近口處敲成長方洞門，覆之於地，將土地牌位供之於內，權當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處，則祀門也。諺雲：“土地老爺本姓張，有錢住瓦屋，沒錢頂破缸。”即此之謂也。
這種破缸內供奉的木主跟帝社的神主相比，自然是小巫見大巫了，這也反映了社神的沒落。
3.石為社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