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一詞最早由日本學者提出，為此還創造了一個新的英文單詞“Informationization”。但“信息化”的具體含義是什麼，至今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信息化”作為一個專業詞彙，是非常東方化的說法，歐美學者采用這種說法較少。如在提到“企業信息化”時，歐美國家更多地說“Digital Enterprise（數字化企業）”而不是“Enterprise Informationization”（張旭梅，2003）。盡管叫法不同，但美國學者在信息化方麵做了大量研究。1959年，馬爾薩克（J·Marschak）發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指出信息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選擇最優信息係統或最優信息結構的一門經濟學。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G·Stigler）在美國《政治經濟學》上發表了“信息經濟學”一文，第一次將信息資源作為經濟活動的要素，認為信息是經濟運行機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斯蒂格勒提出信息經濟學概念後，國內外學者在信息技術效益、信息技術采納行為、信息化成熟度模型等方麵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1.2.1 信息技術效益
20世紀80年代後期，人們發現對計算機的大量投資似乎並沒有轉化為生產率的極大提高，這一現象引起人們對IT投資能否促進生產率提高的作用產生懷疑。1987年，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紐約時事書刊評論》發表評論文章，對信息技術生產率問題做出了如此的表示：“We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 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這就是著名的“IT生產率悖論”。“生產率悖論”問題提出以後，引起了經濟學家、管理者的極大興趣，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數據樣本，對信息技術與生產率的關係進行了研究。
在信息技術受到質疑的時期，對於信息技術未能為企業提高產出的現象，研究者提出了多種假說來解釋這種現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布林約爾弗鬆·埃瑞克提出的四種假說：（1）測量失真，認為傳統的統計方法沒有突出考慮信息技術革命條件下某些服務行業產業的變化；（2）時間滯後，由於製度或者其他方麵的因素，IT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擴散，阻礙了信息技術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產生了時間滯後；（3）利潤的再分配和散失；（4）IT的管理不善。
除了從統計意義上探討信息技術與企業生產率的相關性外，還有學者從信息技術對企業中間業務流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強調信息技術對企業帶來的間接效益，並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
羅特和米勒（Loter and Miller）在理論上總結出信息技術以三種途徑影響競爭：引起產業結構和競爭的變化、支持新產業或新業務產生、利用IT的企業產生競爭優勢。許多學者也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描述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社會、企業發展的影響，如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973年貝爾（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到來》、1980年托夫勒（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1982年奈斯比特（Naisbitt）的《大趨勢》等。凱廷格等人（Kettinger et al，1994）通過調查流行出版物、學術文獻和相關的案例研究，發現了IT戰略能使公司掌握競爭優勢，並保持5～10年之久。巴拉等人（1995）研究了IT支出和各種生產率以及績效測度之間的關係，發現IT資本與能力利用、存貨周轉、質量下降和相對價格具有正向關係，營銷IT采購與相對價格具有負向關係。也有學者認為IT投資並不能保證公司能夠保持長期競爭優勢，布萊傑夫遜和希特（Bley Jefferson and Hiller，1996）在一項研究中認為生產率、消費者價值和公司盈利是信息技術投資價值的三種不同測度指標，研究結果說明，信息技術投資可以提高公司生產率，但是並不能保證公司能夠保持長期競爭優勢，因為競爭對手可以複製公司的IT投資計劃，所以公司並不能取得超額利潤。安德魯（Andrew，1999）指出，信息技術投資會引發四類組織變革，包括組織內部結構變革、以團隊為基礎的工作群體、由專業公司取代層級製企業的許多功能以及企業業務整合，這些變革有利於企業提升管理效率，從而提供企業競爭力。
國內學者亦對企業信息化與企業發展關係進行了研究。謝康（1999）從企業競爭要素出發，提出了信息技術主要通過形成差異產品或服務、改變競爭方式、擴大競爭領域、二元交易成本、產品與技術創新、虛擬競爭與企業敏感性、人力資源與企業素質等途徑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指出了企業信息化過程中的9個誤區。衛春增（2004）研究了企業管理變革與企業信息化的關係，闡述了基於戰略的管理變革和基於戰略的企業信息化，分析了二者相結合的效應。沈其強（2005）分析了信息化對核心競爭力各構成要素的作用機製與效應。謝康（2005）探索信息了技術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黑箱”問題，考察了信息技術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在途徑和關聯結構。文中認為，信息技術通過對企業戰略、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與組織學習四條路徑的影響，來提高企業的績效。
1.2.2 信息技術采納行為
信息技術采納行為理論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1）基礎階段：研究影響企業信息技術采納行為的主要因素。從20世紀80年代起，信息技術在企業中廣泛應用並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帶來了巨大變革。貝利和皮爾森（Bailey and Pearson，1983）提出影響客戶滿意度的39種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做了修正和提煉。切尼（Cheney）等做了進一步工作，將影響因素歸納為三類：不可控變量、部分可控變量和完全可控變量。在這一階段，對信息技術采納行為的研究多從軟件開發者的角度出發，通過對現象的解釋和歸納，剖析影響企業信息技術采納和使用效果的內在原因。（2）提高階段：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研究企業信息技術采納的行為邏輯。隨著對影響因素探討的深入，許多研究認為意向模式比態度、信念和感覺更接近人類的行為。菲什拜因和阿傑恩（Fishbein and Ajzen，1975）提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衡量自發性的行為意圖，認為人對特定行為的態度由社會群體和個人因素引起的認知差異所決定，態度會影響人的實際意圖，從而決定人是否采取實際行為。這一階段，行為科學的引入導致研究體係的整體變革。以數理科學為背景的企業滿意度研究轉向以行為科學為背景的員工認知意向研究，這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方法論。（3）發展階段：依托理性行為理論，進行係統建設。上述因素必須被整合起來，才能更方便地研究信息技術的采用和使用的行為。戴維斯（Davis，1986，1989，1993）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探討認知、情感因子與科技使用的關係，發展技術接受模型架構。該理論舍棄理性行為理論的社會群體因素，在個人認知中導入有用認知（Perceived Usefulness，PU）和易用認知（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兩個信念，分別衡量科技對工作表現的效用程度和認識科技的容易程度。易用認知和有用認知會影響使用科技的態度，進而影響行為，另外，易用認知同時也會影響有用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