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馬可·波羅成為地理史上最偉大的名字之一；當然，其他旅行者也有可能對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功不可沒，但在斯坦利先生之前，除馬可·波羅之外，沒有任何人訪問過歐洲人眼中如此之多的未知之地。他所發現的土地，雖然居住了許多人口，但很快便陷入混亂，繼而閉關鎖國，抗拒任何外部文明的影響。因此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於東方，人們再也沒有什麼新的發現。直至今天，大家也是帶著懷疑去閱讀他的故事，正如寧願稱其為“馬可百萬先生”，而不是“馬可·波羅”那樣。
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僅內容博大，而且涉及的地域範圍相當廣，但其多樣化比不得那些最偉大的阿拉伯旅行者寫的遊記。如穆罕默德·伊本·拔圖塔，他是丹吉爾人，從1325年開始旅行，因為到聖地麥加朝拜是一名合格的伊斯蘭教徒的應盡職責。在亞曆山大城的時候，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博罕·艾丁的淵博智者，拔圖塔向博罕訴說了他想要旅行的願望。博罕告訴他：“那麼，你應該去拜訪我的兄弟法裏德·艾丁和洛恩·艾丁，他們在辛迪亞，還有我在中國的兄弟，他也叫博罕·艾丁。當你見到他們，請代我致意。”由於教皇格列高利十世沒有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去，韃靼親王們已經放棄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伊本·拔圖塔得以見到博罕·艾丁的全部三位兄弟。實際上，拔圖塔的探索是非常了不起的。拔圖塔在中國見到了謝赫·加萬·艾丁，甚至設法把他的問候帶給了艾丁住在蘇丹的親戚。在出門旅行的將近三十年裏，拔圖塔訪問了聖地麥加、亞美尼亞、克裏米亞、君士坦丁堡（在一位嫁給韃靼可汗之一的希臘公主的陪同下，他遊覽了此地）、布哈拉、阿富汗和印度德裏。在印度，他獲得了皇帝穆罕默德·英格拉克的好感，皇帝任命他為外交使節，出使中國。拔圖塔先選擇經陸路到中國，後來發現這樣太危險，最終他從卡利卡特港口走海路，經錫蘭、馬爾代夫和蘇門答臘島，抵達中國的大港口刺桐城。當時中國正在打內戰，他隻好原路返回卡利卡特，但他不敢麵對皇帝，便去了霍爾木茲和麥加，並於1349年回到丹吉爾。不過，即使如此，他對旅遊的興趣仍未耗盡。不久，他又去了西班牙，並一路來到摩洛哥，穿過撒哈拉沙漠，進入蘇丹。他沿著尼日爾河（他認為是尼羅河）航行，訪問了廷巴克圖。1353年，在外遊曆了28年後，他終於返回了非斯。拔圖塔的遊記最主要展示了當時伊斯蘭教的興盛程度，以及一個共同而普遍的信仰能夠給旅行帶來何種便利。但他的書都是用阿拉伯語寫的，對歐洲知識界並無影響力，而且自馬可·波羅之後，歐洲能夠從他那裏了解的東西並不多，除了蘇丹的那一部分。可以說，拔圖塔給中世紀的地理學史畫上了句號。因為，在他去世8年後，航海家亨利王子展開了他的探索活動，標誌著現代地理學的開始。
與此同時，人們對印度的了解也加深了，這主要歸功於那些流浪的修士，他們到印度去一般是為了瞻仰聖托馬斯的陵墓，據說聖托馬斯是在印度殉教的；還應提到的是景教教會早期對中亞的滲透。早在公元7世紀，追隨景教的敘利亞基督徒開始向東傳教，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建立了教區，其影響力甚至蔓延到北京地區。在蒙古大汗統治下的中國，他們的傳教活動興盛一時，然而因為語言方麵的限製，他們撰寫的報告並未促進地理知識的傳播，但一個有趣的地方除外，是關於“十個消失的以色列部族”的。據傳，他們已經皈依了基督教，在東方的某地生活，統治他們的國王也是個牧師，人稱“祭司王約翰”。一些在西部傳教的景教牧師在報告中提到，有位叫作“翁汗”的蒙古親王信奉了基督教，這個名字用敘利亞語讀起來像是“約翰可汗”或者“祭司”，所以人們覺得翁汗就是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家到東方去就是為了發現這個基督教王國。後來有人查清，在阿比西尼亞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基督教國家。但由於受到托勒密錯誤觀點的影響，阿拉伯人認為阿比西尼亞就是祭司王約翰的國家，而且位於印度支那附近。我們以後將看到這個錯誤是如何促進了地理大發現的發展的。
這些中世紀的遊記所增添的地理知識主要包括中國大部以及日本列島的情況，隨附的地圖展示了各種重要探索和遊曆的路線，以幫助讀者理解地理學科是如何將托勒密對東西方世界的估測和馬可·波羅帶來的地理新知識結合起來，從而拉近歐洲與東方的距離，進而為哥倫布的探索做好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