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積極的層麵看，那就是皇帝“不夠專製蠻橫”，不像曆史上那幾位有作為的皇帝，搞起政治清洗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起功臣來株連九族連瓜帶蔓，統治上層整體上比較和諧，迫害、殺戮都相對有節製，更有上古“封建”的本意。但是反過來，這樣“共和”或“共治”的局麵，導致綱紀鬆弛，不僅肇亂，更不能彌亂，不管是內亂還是外亂，朝廷都沒有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去消弭，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家都處在一種蠅營狗苟的狀態，進而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種渙散狀態。
財富也好，權力也好，本身有一種趨向壟斷的內在力量，沒有強有力的分權機製，權力壟斷比財富壟斷更易形成。東晉時期南北對峙，不停的戰爭還是為寒族下層子弟提供了機會，現代的所謂“拉美病”也是這樣，當政治權力壟斷，經濟資本壟斷到達一定程度，平民子弟隻有通過當兵、政變來改善自身的命運。
民間總有精英分子，就算是十畝地一棵苗，他總是要秀出來的。
大多數史家都認為，劉裕的出現是士族沒落、寒族崛起的象征。其實劉裕也不是真正的寒族，他是次一等的士族，他和在他前麵的權力集團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級；他和王、謝家族的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本質上講，劉裕建立的宋朝並不是寒族的政權，更不是普羅大眾的政權。
劉裕和東晉諸帝、諸公不同的是，他試圖建立更加本色的皇帝專製，他要做真正有權威的皇帝。即將要做皇帝了，但是揚州牧的權力還要把持在自己手裏，這既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也是對“共和”模式的一種修正。
劉裕讓未成年的兒子擔當方鎮大任，盡管是名義上的，但是他不願意分享權力的獨夫心態卻表露無遺，對部下的擔心和警惕也是不言而喻。
之前之後的曆史經驗證明，符合原教旨主義的皇帝專製必須有意識形態的幫助，必須有受過奴化教育的儒生參與，從一個黑社會集團頭子、軍閥老大演進成真正的皇帝，也需要一定理論的指導，而在劉裕時代，這些東西顯得非常缺乏。
沒有道德指引，隻指望通過坐地分贓來凝聚力量，即使凝聚起來，這個力量也會反噬宿主，這個狀況從漢末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
秦皇漢武式的專製是糟糕的、黑暗的，但是兩晉這樣渙散的專製則更糟糕、更黑暗，在民主憲政導入中國之前的曆史證明：皇帝不專製，人民很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