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皇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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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宋王劉裕在籌備做皇帝，一直擔任的揚州牧不能再兼了。揚州、江州（今九江）、荊州是長江上的三個重鎮，其中，揚州、荊州與北方胡族交界，所以尤其重要。東晉時期，皇族與士族分權，上遊與下遊分權，已經是行之百年的潛規則。揚州既是京師藩屏，亦是控製建康的要地，劉裕所倚之北府兵本來就是發跡於此，所以根據地不能丟，老本不能丟，軍權更不能丟，這對劉裕來說是基本原則。
劉裕禦任，把“五道杠”劉義真派去任揚州刺史，這種安排連他老娘也看不慣了。蕭太妃蕭女士是劉裕父親的繼室，老太太說話了：“劉道憐是你貧寒時的兄弟，他任揚州多合適啊！”補充一下，劉道憐正是這位蕭太妃所生，為自己親生兒子求官，這玩意兒還不是天經地義。
劉裕事母甚孝，當然不會簡單地駁老太太的麵子，他用自己的小名自稱：“寄奴和道憐我們哥兒倆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會吝嗇這個位子？不過揚州確實為根本所係，責任太大了，道憐他玩不轉。”
老太太忍不住心中的不解，還是反問了一下：“既然這麼重要，那你那小兒子義真才十二三，難道比五十歲的兄弟更靠譜？”
劉裕在繼母擠對下終於說出了真心話：“劉義真隻是掛個名，揚州大小事務，其實還得由我親自來打理。”
這番對話對當時的政治體製和劉裕的行政風格都有生動解讀。
如果我們放開視野，從秦始皇到劉裕，大概六百四十年，中國實行帝製，但真正在位稱職的皇帝沒幾個，大多數情況下實行的是皇帝專製製度下的“集體領導”，後宮、外戚、宗室、權臣、宦官、士族……圍繞在皇帝身邊的各種力量或角色，不停地排列組合，在實質上行使著皇帝的權力。兩晉特別是東晉，在中國帝製曆史上是一獨特的風景，君權不張，但君權沒有旁落到個別權臣手裏，而是由一個上層的泛權力集團共同把持，具體表現為幾大家族輪流坐莊，王、庾、桓、謝……大家通過姻親相互勾連，關係錯綜複雜，所以東晉的權力鬥爭表現出了很有意思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