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
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雲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
孫恩起義對腐朽的東晉是“土崩”級的打擊，在和官軍的對抗中，孫恩每次失敗就退到海上，以海島為根據地，這在中國曆代農民起義中還是少見。農民起義一般都把革命根據地建在統治者薄弱的環節，窮鄉僻壤三不管地區，但是一般都是上山打遊擊的為多；海盜式的、以大海為根據地的好像隻有孫恩。
孫中山的同盟會也是以海外為基地，當然和孫恩的情況大不相同了。近現代以來，凡欲和執政當局對抗者，都得把根據地放在海外，造反也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冷兵器時代結束，占山為王就成過去式，共產黨之工農紅軍是個特殊的例外，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沒有蘇聯、沒有日本入侵以及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紅軍是撐不下來的。
上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武裝奪取政權”的，都有特殊的國際背景，主要是二戰中大國的支持。戰後凡是拿著紅寶書上山打遊擊的，鮮有成功的例子。
二戰以後，現代國家對國內的激進分子和各式各樣的反政府活動越來越有包容性，傳統國家的官民對抗也把戰場擺到了城市的廣場，最嚴重的形態就是體製內的軍人發動軍事政變，傳統的武裝起義很難操作了，除了販毒分子，有政治訴求的激進分子都漸漸下山了。
中國發生騷亂動亂以及戰亂的可能性都存在，這些年社會矛盾有累積激化的趨勢，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已經沒有梁山也沒有井岡山了。
孫恩之亂發生後，朝廷派謝琰和劉牢之圍剿。謝琰是謝安的兒子，基本上還是士族帥和北府軍將領的組合，謝琰能力一般，和孫恩交手後失敗，最後被部下所殺。謝琰一死，對付孫恩就由劉牢之全麵負責，劉牢之基本上遏止了孫恩的攻勢，他手下的參軍劉裕更是神勇，孫恩破壞了體製既有的秩序，成了新勢力出人頭地的踏腳石。
中國曆史上N多次的起義也好暴動也好，革命前浪基本上都是死在沙灘上，更多的情況是為舊體製內中的新生力量提供上位的舞台，隻要有革命，就會有炮灰團。
2011年辛亥革命是熱點話題，革命打倒了清朝貴族，成就了原來體製內的北洋係，更早的太平天國也一樣，成就了湘軍、淮軍……包括蘇聯解體和東歐變革，最後好位置也都是卡在原共產黨體製內的官僚手裏，特別是獨聯體國家，後來的總統都是省委書記級的。
孫恩之亂的另一個受益者是桓玄，孫恩在東邊鬧，打破幾大士族東西平衡的格局，桓玄趁機擴張了自己的勢力。
革命的本質是調整利益格局，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革命的利益在前麵英勇地犧牲了，你是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還是冷靜地觀察思考，動用一切資源在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遇暴力革命，不要輕言獻身，你丫傷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