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qián）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不論古代還是現代，不論是文人史官還是平頭百姓，對政治腐敗黑暗的總結和概括總是那麼給力，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和才華在這個領域表現得還是充分的，誰都不要和我們爭。
包括皇帝在內的權貴，總是愛和宗教人士“胡羼（chàn）”——這個專用詞是從《紅樓夢》裏抄來的，形容的是寧國府的法人代表賈敬。
孝武帝司馬曜（也叫司馬昌明）在位二十多年，在士族共和時代，皇帝有兩個好處：一是被篡奪的威脅小一點，二是工作輕閑一點。琅邪王司馬道子是司馬曜的弟弟，琅邪王在東晉時期是品秩地位最高的王，往往也是皇帝的備胎王。這哥兒倆估計和賈府裏的賈珍賈璉一樣，什麼都不分家。現在坊間說三種最鐵的關係是：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領導幹部之間，領導和下屬之間相互交心、交底一般都是從同嫖開始——是不是因為相互持有了對方的“投名狀”？
關於皇帝和僧、尼、道、姑以及各類“亞神仙”的關係史，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史學分支。
毛主席曾說，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中國的宗教，不論是原生態的巫祝，還是外來的佛教以及消化吸收外來經驗整合而成的道教，卻先後走上了“為專製皇權服務，與權貴糜爛生活相結合”的道路。
由於銳圓哥哥知識儲備不足，無法說明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在中國博弈的情形，也不知道該和西方作怎樣的比較研究，但是，中國專製權力的強大確實不是吹的。不僅管形而下，也管形而上；不僅管肉身，還要管思想。世俗權力無遠弗界，所以廟宇道觀都跑到偏僻的旅遊景點了。
宗教在中國的權威性和純潔性都比較差，宗教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麵善男信女在增加，另一方麵毀僧謗道也一直處於現在進行時。中國的佛教或道教從來也沒有形成全國性或地區性的網絡組織，他們不像天主教有全國的大主教甚至全世界的教宗，他們都是占山為王，自古名山僧侶多嘛，方丈在一座廟裏就是土皇帝，實行的也是家長式管理，這種鬆散的宗教組織根本無法同世俗權力爭風吃醋。看來宗教也需要組織，沒有下線就沒有銷量，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
和中國皇帝打交道的不是類似西方教會那樣的宗教組織，而是個別的宗教人士，這就客觀上讓宗教隻能蛻變成禦用工具，不管是正兒八經地解決人生終極關懷問題，還是解決萬歲爺性生活障礙，統統都工具化了，也就是不能為“體”，隻能為“用”。宗教人士既傳播信仰又銷售春藥，宗教的地位在中國高檔不起來，所以在中國信仰也和春藥一樣，隻管一陣子，狂熱完了後遺症特別嚴重。遍嚐各種春藥以後，絕大多數務實的中國人在絕大多數時期內就相信一個東西：錢。
司馬曜司馬道子小哥兒倆喜歡的姏姆，應該是成熟的女性宗教工作者或亞宗教工作者，她們的具體工作應該是性服務或性服務的指導培訓——“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問題在下麵，根子在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