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皇帝所親昵者(1 / 1)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qián)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不論古代還是現代,不論是文人史官還是平頭百姓,對政治腐敗黑暗的總結和概括總是那麼給力,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和才華在這個領域表現得還是充分的,誰都不要和我們爭。

包括皇帝在內的權貴,總是愛和宗教人士“胡羼(chàn)”——這個專用詞是從《紅樓夢》裏抄來的,形容的是寧國府的法人代表賈敬。

孝武帝司馬曜(也叫司馬昌明)在位二十多年,在士族共和時代,皇帝有兩個好處:一是被篡奪的威脅小一點,二是工作輕閑一點。琅邪王司馬道子是司馬曜的弟弟,琅邪王在東晉時期是品秩地位最高的王,往往也是皇帝的備胎王。這哥兒倆估計和賈府裏的賈珍賈璉一樣,什麼都不分家。現在坊間說三種最鐵的關係是: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領導幹部之間,領導和下屬之間相互交心、交底一般都是從同嫖開始——是不是因為相互持有了對方的“投名狀”?

關於皇帝和僧、尼、道、姑以及各類“亞神仙”的關係史,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史學分支。

毛主席曾說,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中國的宗教,不論是原生態的巫祝,還是外來的佛教以及消化吸收外來經驗整合而成的道教,卻先後走上了“為專製皇權服務,與權貴糜爛生活相結合”的道路。

由於銳圓哥哥知識儲備不足,無法說明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在中國博弈的情形,也不知道該和西方作怎樣的比較研究,但是,中國專製權力的強大確實不是吹的。不僅管形而下,也管形而上;不僅管肉身,還要管思想。世俗權力無遠弗界,所以廟宇道觀都跑到偏僻的旅遊景點了。

宗教在中國的權威性和純潔性都比較差,宗教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麵善男信女在增加,另一方麵毀僧謗道也一直處於現在進行時。中國的佛教或道教從來也沒有形成全國性或地區性的網絡組織,他們不像天主教有全國的大主教甚至全世界的教宗,他們都是占山為王,自古名山僧侶多嘛,方丈在一座廟裏就是土皇帝,實行的也是家長式管理,這種鬆散的宗教組織根本無法同世俗權力爭風吃醋。看來宗教也需要組織,沒有下線就沒有銷量,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

和中國皇帝打交道的不是類似西方教會那樣的宗教組織,而是個別的宗教人士,這就客觀上讓宗教隻能蛻變成禦用工具,不管是正兒八經地解決人生終極關懷問題,還是解決萬歲爺性生活障礙,統統都工具化了,也就是不能為“體”,隻能為“用”。宗教人士既傳播信仰又銷售春藥,宗教的地位在中國高檔不起來,所以在中國信仰也和春藥一樣,隻管一陣子,狂熱完了後遺症特別嚴重。遍嚐各種春藥以後,絕大多數務實的中國人在絕大多數時期內就相信一個東西:錢。

司馬曜司馬道子小哥兒倆喜歡的姏姆,應該是成熟的女性宗教工作者或亞宗教工作者,她們的具體工作應該是性服務或性服務的指導培訓——“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問題在下麵,根子在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