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穆皇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征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誌，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謝安華麗出場。
江左的王、謝兩大家族，都和“八王之亂”中的東海王司馬越有關係。謝安的伯父謝鯤是司馬越的相府參軍，也跟著王敦混過，王、謝兩家也是關係萬千重。“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
謝家舊籍陳郡（今河南太康），渡江後定居會稽（今浙江紹興）。當時南遷的北方人有兩個聚集處：一是往南到今天浙江，這是豪華團；一是在江淮間，這是經濟團。王謝大族寓居浙江紹興這一帶，山清水秀，優哉遊哉，時不時還有沙龍雅聚，傳說中最牛散文暨書法作品《蘭亭集序》就是在這樣的優雅氣氛中產生的。新亭對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故事了，現在的景況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司馬和王氏、謝氏，構成了最核心的圈子，庾氏、郗氏以及正在興旺狀態的桓氏，是緊貼核心的圈子。有時候覺得司馬氏也有一個優點，就是願意分享權勢，不搞一家獨大，一個圈子比一姓更具穩定性，這是不是司馬氏處在飄搖中卻一直不倒的原因？
整個公元4世紀60年代，東晉更換了兩個皇帝：公元361年，穆帝司馬聃死去，年僅十八歲；繼任者是成帝司馬衍的兒子司馬丕，成帝去世時，本來輪到他做皇帝，被庾氏排擠出局，同是庾後生的成帝的弟弟司馬嶽繼任，是為康帝，康帝傳穆帝，穆帝無子，皇權拐一彎又回到成帝兒子的手裏。
司馬丕上台時二十歲，但是這位老兄做了皇帝想升仙，對本職工作不太上心，而是追求長生不死，在普遍吃藥的時代，皇帝的藥可能更給力，結果很快因為藥力發作不能理事，沒幾年就一命嗚呼了。司馬丕死，弟弟司馬奕於公元365年繼位，這哥哥幹了六年，被桓溫廢了。
自明帝去世（325年）以後，東晉的君權等於虛置。東晉和西晉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隻有開國首任皇帝君權落實到位，稍有些作為，此後全部是青少年甚至兒童嬰兒擔任君主，在漢代也有這樣的情況。
在漢朝代替兒童君主行使最高權力的是外戚，在晉則是大士族，其中雖然也有外戚，比如庾亮一家，但是權力的分配不是以外戚家族為核心展開，而是以數個大士族為核心展開，權力一直有分享的狀況，這是一種習慣也等於是一種機製。這種機製的存在，給曹操、司馬懿一類權臣篡黨奪權造成了障礙。
王敦、蘇峻以及桓溫，到後來都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控製了皇帝不等於控製所謂天下，因為權力平常是分散的，要把若幹大士族全部清洗掉是有相當難度的。同時北方的胡族存在，也等於給司馬家的君權買了一種保險，這邊亂得過頭了，最大的贏家則是胡人。
桓溫為了增強自己的權勢，必須得讓自己有正向的積累，比如北伐，比如恢複故土，甚至包括內部的善政。隆和二年（363年），朝廷頒布減收田租的法令；興寧二年（364年），實行《庚戌製》，普查戶口，廢除僑置郡縣，對寓居南方的北方僑民實行“土斷”：現在在哪裏住，就是哪裏人；取消暫住證，發當地戶口，同時就在哪裏交稅納糧，承擔義務。
“僑置”是政治正確，在形式上表明對北方堅持擁有主權，“土斷”則恰好相反。實行“土斷”是有一定政治風險的，但是桓溫一直主張遷都洛陽，一直堅持北伐，則正好對衝了這個風險。唯主戰者方可以主和，唯北伐者方可以推行“偏安”的經濟政策。
這種大士族共和的局麵很有意思，起碼對維護內部穩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中間即使出現政治強人，但是因為存在掣肘的力量，也隻好選擇和平共處。桓溫得勢時，對王、謝家族保持尊重，謝安得勢的時候，對桓家也留有餘地。這說明共同利益夠大，共和體製（嚴格地講是士族共同體）就能維持。
士族共同體內部有自己的平衡機製，當有一方權勢過強時，就在圈子裏尋找能夠平衡的人物。過去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殷浩殷深源身上，“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現在則寄托在謝安謝安石身上，“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蒼生”和“人民群眾”一樣，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廣告牌。
君主虛位，士族共和，權力世襲，在小圈子裏選拔優秀人才處置國家事務，同時相互之間公然防範和掣肘，扯皮是必需的，維穩更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