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穆皇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鬆、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鬆、才於西中華門，並殺苞。
石鑒即位，對石閔倒是沒有放鬆革命警惕，采取的策略也不算錯，先撫後剿，先麻痹後下手，先封石閔為大將軍，武德王，比原來的“武興公”高了一個檔次，而且把“興”改成“德”，這些事都似乎考慮得很細致。
石閔和大司空李農在混亂中結成一派，是不是因為他們都是漢人這就不敢肯定了。當時石閔、李農集結在石遵的琨華殿，想來當時鄴城一片混亂，石鑒決定渾水摸魚，派石苞、李鬆等不打旗號，不亮牌照，夜攻琨華殿，結果沒戲。石鑒也好玩，假裝不知道這回事，把幹髒活無果的石苞、李鬆等全部殺掉，準備來個死無對證。
在襄國，有石虎的另一個兒子石祗聯絡姚弋仲、蒲洪等，誓師共誅石閔、李農。在鄴城之內，石苞、李鬆失手以後，“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緊接著，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亦欲誅閔、農。
石閔聯合石鑒殺死石遵，這是標準的軍事政變。此後，事態很顯然地向民族對立的方向發展了，導因也可能是石閔的部隊民族特性太明顯，不管擁護石遵的還是擁護石鑒的，他們對這支殺入宮禁的漢人武裝突然感覺到是一種種族威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人可能沒有這樣的說法，但一定有這樣的共同心理。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是一旦以種族劃界，這個首要問題就不是問題了。石閔和他的敵人很快就意識到，原來以族劃界是這麼簡單明了，對於對立雙方的領袖來說，這種族群對立的好處是戰爭動員極易進行，不利之處就是沒有戰略意義上的“朋友”，誰都沒有朋友，隻有一個對立的敵人。
麵對眾多的敵人，石閔作出了一個可能是必需的選擇，那就是動員漢族民眾參與戰爭來扭轉自己勢單力薄的不利局麵。石閔下達《殺胡令》，解除漢人不能自由進出鄴城的禁令，宣布“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
民族壓迫積累的仇恨，惡劣政治積累的民怨，由《殺胡令》激發起來了。此令一出，“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屍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