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王導沒有聽取他的意見，“出為譙郡太守”。
西晉亡敗，洛中浩劫，如此慘痛的教訓，按照常理，當局者應該深刻反思，南渡之後也應該有一些改弦易轍撥亂反正之舉，但是主導內政的王導，遵循的是保守路線，不是改革路線。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卻沒有想著改變什麼。
司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馬紹，“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yǐ）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司馬睿不僅讓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韓以救世”，而且為太子指定了“太子黨”，其中庾亮後來就和王導針鋒相對。
司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學，但是他對陳綜名責實的建議卻沒有采納，或者說隔著王導也沒法采納，是不是自己無法作為，才向太子賜《韓非》書？
是年六月，司馬睿任命刁協為尚書令，刁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wěi）俱為帝所寵任”。司馬睿寵任劉隗、刁協幹了些什麼呢？“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這些人和他們做的事“為王氏所疾”，並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刻碎之政”，這顯然和“網漏吞舟”是兩種政策兩種政風，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所以王導和顧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張不折騰，不改變，甚至是不作為，因為這樣，他們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劉隗和刁協主張“崇上抑下”，這是典型的法家思維，加強君權，針對的正是分享君權的王氏。因為政治主張是嚴肅綱紀，強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剛忤，刁協“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不像王導這樣溫潤如玉討人喜歡，所以政見之爭最後肯定變成人品性格的衝突，結果是沒有對錯，隻有一地雞毛——中國的政治大抵如是。
是年，除了提拔任用劉隗、刁協，司馬睿還發起過一次反思論壇，“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禦史中丞熊遠的上疏，以為：
“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
“群官不以仇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
“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托，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
熊先生沉痛地指出：“朝廷群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銳圓哥哥隻能點頭附和：“難矣！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