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的時候，杜維明先生對我說，哈佛哲學係最近十年內出的最好的一本書，是羅爾斯教授的《正義論》。他寫這本書用了十年的時間，在這十年裏，他一篇論文都沒發表。當時的係主任問他，“你在做什麼工作？”他就給主任看了自己的手稿，係主任一看，說“好，你就專心寫這本書吧”。如果按照我國現行評估體製的話，羅爾斯早就下崗了，也就不會有《正義論》這本書了。按照我國現在評估體係和社科政策的要求，學者兩三年就能出一本書，哪裏可能“十年磨一劍”。匆匆做成的急就章，除了應付上麵的檢查之外，沒有任何作用，隻能造成各種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而且更加荒謬的是，我國許多學校要求研究生在學期間要發表文章，碩士生兩篇，博士生四篇，而且還要求是發表在一流刊物上。比方說《曆史研究》是我國曆史學的頂級刊物，因為要求很高，全國絕大多數曆史教師一輩子都沒有可能在上麵發表一篇文章。而現在竟然要求學生在這樣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那實在是太荒謬了。我很懷疑像這樣的要求有助於我們的教育發展。現在許多老師都感覺近年來培養出來的研究生，質量呈每況愈下之勢。對此，現行的評估體係應是難辭其咎。還有像現在所謂的SCI工程，那也極其荒謬。SCI就是一個索引，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但是現在許多學校都在積極熱衷於此事，真的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像這些事情既不符合中國實際，也不符合國際慣例，這是中國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
《大學周刊》：但是現在許多老師也都熱衷於此，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呢？
李伯重：之所以會這樣，我想第一是許多老師自己對學術和教育的真諦缺乏深入了解；第二是一種自卑的表現。一個人的工作好不好，我們完全不能判別，隻好用一些別人的指標來判別。
《大學周刊》：在大學裏，作為培養人才的教師，應該做哪些努力呢？
李伯重：在大學這樣一個機構中，我們不能脫離現實，要求每個教師都是理想的教師，但我們應該向這個理想的方向去做，盡量使我們教師的思想和行為符合全麵培養學生的一個方向。我相信隨著我們的教師隊伍不斷地吸收新鮮的血液，隨著我們現在教師隊伍的不斷自我提高，會逐漸地改變現在這種狀況。其實最近這20年來，中國的教師隊伍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的來說，我們今天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和社會方麵能夠多給教師一些鼓勵，能夠多創造一些氛圍，讓教師能夠真正地更好地領會現代教育的要義，這樣我們教師隊伍的變化就能夠更加快一些、更加完善一些，我們大學也就能夠取得更大的進步、更大的成就。
三、教師與學生應更加重視現代教學理念和人文精神在大學中的地位
《大學周刊》：您在國外許多大學都做過客座教授，也接觸過我國台灣的學生，在接觸這些學生的時候，有沒有感覺到他們之間的差距？
李伯重：感覺還是有一些的。比如說，我曾經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過一個學期，教本科生中國曆史。當年該校的新生，有十分之一選修了這門課。這些學生都是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一個國內轉學過去的。他曾經在國際奧林匹克物理大賽中得獎，按照國內的標準來說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比較這個學生和班上其他學生，就可以看出差別非常大。別的學生選這門課，是因為他們覺得應該了解有古老的文明、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中國和它的過去。他們是出於對中國的興趣才選的。因此選這門課，他們都下了很大的工夫，非常認真地上課、讀書和討論，而且討論中都爭論得很熱烈。而那位國內來的學生則表現很差勁，顯然隻是為了拿個分數。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表現，原因就是他在國內已經形成這種觀念：“我是學理工科的，文史（就算是自己祖國的曆史）並不重要”。從這個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教育製度下的學生，對“什麼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應該使我有什麼收獲”的理解有非常大的差異。
對比大陸和台灣的學生，在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方麵，我覺得我國台灣學生更有優勢。他們不僅讀文言文的能力要比大陸的學生強，而且更多地保持了一些比較優秀的中國傳統（比如說尊師重道）。這主要是因為台灣中小學教育中，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較大，中國傳統文化的分量要比大陸大得多。
《大學周刊》：您覺得學生有這樣的表現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李伯重：這不止是我國現行教育體製的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破壞的一個嚴重的後果。“文化大革命”期間把一切都破掉了，實際上“破四舊”破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民族精神。這個後果非常嚴重，其損害幾代人都難以彌補。“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對於“文明”、“傳統”，也大多持一種否定的態度。結果就導致學生的人文知識是一片空白。現在大學裏麵臨著一種人文精神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強烈的追求實用的傾向，在有些方麵非常功利。這也是中國現在整個社會的一種心態。學生在這樣的氣氛中成長起來，在追求知識方麵也就變得非常功利主義。這可能是使我們的高教成為世界一流的最大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