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兩位出身、經曆、社會評價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學術見解上也不會一致。在經濟學方麵，馬爾薩斯是提出“普遍過剩”學說的第一人，他並認為這種“普遍過剩”會顛覆社會。但李嘉圖則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這個說法是荒唐的。由於見解迥異，他們在一切方麵展開爭論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幾乎在每件事上都有爭執，討論無休無止。1815年李嘉圖出版了《論穀物低價格對資本利潤的影響：證明限製進口的不適宜——兼評馬爾薩斯最近兩本著作〈地租的性質和發展的研究〉和〈對限製外國穀物進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據〉》一書，就是自1814年初以來與馬爾薩斯爭論的一個結果。在該書中，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批駁。但是此書寫得很倉猝，因此馬爾薩斯勸他重新寫。李嘉圖接受了這一建議，在1816年致信馬爾薩斯，說：“即使僅僅是為了我自己的滿足，我也將繼續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論達到前後一貫的形式”。於是導致了李嘉圖的代表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問世。1820年馬爾薩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後，李嘉圖不惜用220頁的篇幅，摘錄了馬爾薩斯在論證上的瑕疵，而馬爾薩斯則堅決認為這類謬誤在李嘉圖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在李嘉圖逝世前的一年中，他們一直為價值規律與勞動和資本相交換之間的矛盾、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之間的矛盾等重大理論問題爭論不休，寫了許多長信相互討論辯駁。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這兩位學者之間卻存在著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誼。他們於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個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觀點，並因此結為終身好友。他們之間無休止的討論，也持續到1823年李嘉圖去世為止。李嘉圖在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裏說：“親愛的馬爾薩斯，現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別的爭論者一樣，經過了多次討論以後，我們依然各持己見，相持不下，然而這些討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見的，我對您的敬愛也不會比今天更進一步”。馬爾薩斯在李嘉圖故去後，深情地說道：“除了自己的家屬外，我從來沒有這樣愛戴過任何人”。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爭論和友誼，是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馬爾薩斯說：“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圖是個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卻會那樣低估地主在國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麵從未有過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卻可能要受到指責，認為我過高地估計了地主的重要性。我們在處境上和意見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證明我們相互間的篤實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根據，足以推定我們在學術上有所主張時，無論在心情上受到了什麼偏見的影響，所受到的總不會是彼此處境和己身利益方麵的偏見的影響，而這類偏見的發生是最難防止的”。一位同時代的作家瑪利亞·埃奇沃思在日記中說，“他們（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一道在尋求真理，當他們找到時，即歡呼若狂，再不計較是誰先發現的”。正是因為這種對真理的追求，使得他們的爭論成為了澆灌友誼之花的甘霖。而他們的友誼又使得他們不僅在學問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為偉人。哲學家詹姆斯·麥金托什爵士在馬爾薩斯去世之後寫道：“我同亞當·斯密交往不多，對李嘉圖很熟悉，而馬爾薩斯則是我的知交。難道為了他們在科學上的成就，才說這三位科學上最偉大的導師是我所認識的第一流人物嗎？”這段言簡意賅的話，表明認真的學術批評不僅不會影響學者間的友誼，相反倒會使彼此的學問和人格在這種批評中得以提升，最後臻於化境。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十多年的爭論和友誼造就了經濟學說史上的兩位大師，這不正是學術批評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