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強調：各種經濟表現是一定的自然環境與製度環境下的人類行為的產物，但人類行為卻不能死板地分割為“經濟”、“文化”與“社會”行為，因為行為後果受到所有這些因素影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史學家應當也是經濟學家、社會史學家、社會學家或者人類學家。他具體地指出，在上麵提到的分歧中所涉及的人口、市場、積極性、財產製度、國家體製、帝國主義、礦物與能源資源、自然環境、戰爭與軍事化、文化等，都是與經濟有關的重要因素，它們對中國經濟史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因果性的重要影響，但它們每一個都是一種可能的因果機製，成為導致經濟變化或停滯的一個因素。因此，我們不應當采用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把對這些的研究孤立起來，並過分強調某個因素的作用。相反，我們應當盡可能全麵地看問題，把各種因素考慮進去，從而看到彼此之間的關聯。由於研究不同因素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我們要避免研究方法的單一化。
五、經濟史研究與比較研究
近年來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出現在比較研究方麵。誰都知道，有比較，才能看出特點。要真正認識中國曆史發展的特點，總是離不開與其他國家的曆史發展特點進行比較。無論在海內外，學者們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曆史變化的認識，一直都以西歐經驗作為參照（或者說是依照西歐的曆史變化規律來觀察中國的有關變化），由此意義上來說都是比較研究。因此比較史學並非一門新近才出現的新興學問。但是直到近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較才被置於一個更為科學的基礎之上，同時在比較的內容上也更為全麵和深入。關於這一點，我已有專文討論，茲不贅述。這裏我想就李丹對現今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較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作的簡要總結，發表一些看法。
首先，要進行中西比較，必須從經濟史文獻中獲得關於比較對象雙方的不同層次的事實證據，包括關於全國性的經濟表現，地區性的或者職業性的生活水平，以及貿易、運輸、單位投入的水平等方麵的事實證據。但是這些事實依據自己不會說話，因此需要經濟史學家努力發現其真實意思。而為了進行比較，特別要重視衡量標準的問題，隻有使用合適的標準去整理事實證據，才能把這些證據變成可用的資料，而可用的資料又是比較的基礎。因此倘若沒有合理的標準，我們所作的比較可能就沒有意義。
其次，在中西兩方的國家政策、賦稅、產權、勞動等方麵，過去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製度研究的細節。這些細節可以在從地方—區域—全國（歐洲的國家）—甚至更高（如中國和西歐各作為一個整體）的各級層次上集中起來，使得經濟史學家可以選擇合適的層次進行研究。經濟史學家應當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以及所關注的問題，進行相關的研究，而不應一窩蜂地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研究。其實，正常的研究應當是從下麵的層級開始，然後向上，而非相反。在過去，許多學者習慣於做大題目，動輒就談中國與歐洲相比，情況如何如何。而近年來，許多學者矯枉過正，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即隻著眼於小地域的研究，而不談比較。這兩種偏向都是有問題的，正確的方法應當是上麵說的那樣，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以及所關注的問題，選擇適當的層級，進行比較研究。隻有這樣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義和有價值的。
總之，認識過去的經濟實踐是一個過程，我們在此過程的某個階段上的認識不可能達到完美無缺。隨著認識方法的改進，我們總會發現過去的認識有缺陷。巴勒克拉夫說：“曆史學已經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不一定意味著它有能力抵製住誘惑，避免陷入歧途”；但最大的問題在於“當前在曆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我國的經濟史學家隻有敞開胸懷，努力改進研究方法，使得我們對過去經濟實踐的認識盡可能地接近真實，中國經濟史研究才能在上述挑戰麵前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