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不重理論是傳統史學的主要缺陷，因此20世紀的新史學運動，中心任務就是把理論引入史學。這一點，從梁啟超對新史學的詮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倡導的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實際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學為藍本的。近代西方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越來越依靠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理論方法研究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學》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學研究應當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即“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新史學運動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旋律。自梁氏提出新史學的口號以後，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到了20世紀中後期，中國史學已變得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新史學已經大獲全勝。但是，今日我們確實又一次麵臨著“新世紀，新史學”的問題。而與一個世紀前的情況相同，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史料和理論方法兩方麵都受到嚴峻挑戰。
在史料方麵，後現代主義者宣稱“小說家編造謊言以便陳述事實，史學家製造事實以便說謊”，從根本上否認作為史學基礎的傳統史料學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攻擊不乏合理之處，不過整體而言，這種攻擊還不足以對史學構成重大威脅。
在理論方法方麵，情況卻大不相同。近代史學的主要特征是把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引入史學，依靠之進行研究，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史學本身。但是這也意味著：一旦社會科學中的主要理論方法發生變化，那麼史學也難以不受影響。20世紀是一個社會科學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其結果是“19世紀的社會理論，在許多方麵已不再可信”。這個劇變使得我們用於構建曆史的主要依據也發生了動搖，因而對於史學產生了空前的衝擊，導致了全球性的“史學危機”。這個危機開始於1960年代，到20世紀末達到高潮，其矛頭主要就是針對構成以往史學研究基礎的理論方法。因此國際性的史學危機，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史學理論方法的危機。
由於當前的史學危機主要是理論方法的危機，因此要擺脫危機，就必須不斷地改進史學的理論方法。換言之，必須全麵檢討原有理論方法，揚棄其中已經被證明不合理的部分，從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斷探索新的理論方法。在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中，國際史學界出現了一個檢討與探索理論與方法的浪潮。這正是曆史學力圖克服危機、爭取生存和發展的表現。
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史學已是國際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這個全球性的史學危機中，我國史學也難以置身事外。對於如何對付這個危機，現在學者們在許多方麵尚未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已經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國史學“轉危為安”的話，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危機，而不能回避之。因此，在21世紀初，雖然中國史學已變得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了，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也和一個世紀以前的中國史學工作者一樣，麵臨著“新世紀，新史學”的問題。
麵對危機，進行新的探索是唯一的出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危機對於史學的發展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認識過去的實踐是一個過程，我們在此過程的某個階段上的認識不可能達到完美無缺。隨著認識方法的改進，我們總會發現過去的認識有缺陷。隻有不斷改進研究方法，使得我們對過去的認識盡可能地接近真實，史學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雖然在新世紀之初來預見新史學的特點還為時過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們必須秉承上一次“新世紀，新史學”的戰鬥精神，正視今日史學所麵對的嚴峻挑戰。巴勒克拉夫說：“曆史學已經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不一定意味著它有能力抵製住誘惑，避免陷入歧途”。史學發展的最大敵人在於史學家自己，因為“當前在曆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麵對危機，史學家隻有積極應對，而不是采取鴕鳥政策，消極逃避，因為“靜止等於死亡”（勒高夫語）。同時，我們也要發揚上一次“新世紀，新史學”的主要思路，努力探討和改進理論方法，拓展史料種類和來源，提高我們建構和解釋曆史的能力。雖然對於曆史學家來說，要完完全全地重現曆史可能隻是一個永遠的夢，但是隨著賴以重現曆史的史料的不斷豐富和構想能力的不斷改善，我們總是在不斷地向這個目標接近。這也正是每一次“新世紀，新史學”之所以有必要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是我國最重要的史學專業研究機構，向有史學研究的“國家隊”之稱，在自成立之日到現在的半個世紀的曆程中，一直引導著我國史學研究的方向。在當前對於“新世紀，新史學”的探索中，也一定能夠發揮主導作用，從而為我國史學在21世紀的繁榮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