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具有優秀的史學傳統，但是傳統史學也有自身的不足。西學東漸之後，這些不足日益暴露了出來。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在其《新史學》一文中，最早對這些不足進行了分析，並號召創立一種新的史學。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新世紀，新史學”。因此，梁氏的這個號召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從而開始了中國史學的新時代。
史料和理論是史學的兩大基石。新史學要做到“新”，就必須在這兩方麵都與傳統史學有明顯的不同。這次“新世紀，新史學”運動的倡導者們旗幟鮮明地指出了這一點。胡適說：“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於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而梁啟超則指出新史學必須獲得“諸學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研究曆史。換言之，要在史料和理論均有突破，才會有新史學。
史料是史學的基礎，原因如傅斯年所言，即“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因此“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在史料工作方麵，胡適曾批評中國的傳統史學說：“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以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但事實上是到了清代，我國傳統史學在精密審定史料方麵已有長足進步，特別是乾嘉學派更將此項工作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學派高度重視原始文獻，對文獻文本使用內證、外證的訓詁考據方法進行充分考證，以求得真實。而“考據，嚴格說來，隻能算是一個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無證不信，‘拿證據來’，不容你胡思亂想”。乾嘉學派的這種作法，與19世紀歐洲的客觀主義曆史學派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該學派興於19世紀初期，通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紀末，以伯倫漢1889年撰寫的《史學方法論》為標誌，考證學已成為現代西方史學的根基。因此吳承明總結說：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證，論從史出，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治史者必須從治史料開始，不治史料而徑談曆史者，非史學家。由於史料並非史實，必須經過考據、整理，庶幾接近史實，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曆史學的基本方法。從乾嘉學派到蘭克學派，中外史家都力圖通過考證分析，弄清曆史記載的真偽和可靠程度。由於中國傳統史學有乾嘉的根底，因此與近代西方史學在史料學方麵有許多共通之處。
但是在理論方麵，情況卻有頗大不同。不重理論，乃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並非隻是負麵的，因為是否需要理論，乃是由研究的對象與目的所決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學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論，在於我們到底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般現象，那麼就與理論（經濟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理論）有關。否則，通常就與理論無關”；而“曆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連貫的理論作為前提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曆史過程”。在近代以前，史學家所關注的主要是具體事件的經過，而非一般現象，因此很少需要理論。同時，當時尚無社會科學出現，當然也無法從社會科學中引入理論。
但是，從近代史學的角度來看，不重理論確是傳統史學的致命弱點。巴勒克拉夫總結20世紀上半葉國際史學的發展時，把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曆史主義學派的不足作了歸納。吳承明先生對此作了進一步討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1955年以後），由於突破了曆史主義的束縛，應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史學才從藝術轉變為科學。
那麼，為什麼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對史學如此重要呢？
許倬雲先生指出：“曆史是什麼？曆史是我們對過去的知識，是我們取舍整理有意義的事件，以我們的認識加以貫串，用我們能夠理解的邏輯解釋過去”。這種邏輯，也就是理論。它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為曆史提供了框架。曆史研究的中心任務是重現過去。但是過去的狀況並不隻是一大堆散亂無序的史實。要把一大堆散亂無序的史實建構成一座立體的大廈，就需要借助於一定的構想技術。而這種構想技術，就是以許氏所說的邏輯（或者說理論）為基礎的。如果沒有這種構想技術，要建構這樣一座大廈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此意義上，布羅代爾的名言“沒有理論就沒有曆史”是非常正確的。
上述情況，在我所從事的經濟史這一領域中表現最為明顯。凱恩斯曾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經濟史學屬於史學，研究對象是“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經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經濟史研究隻能以曆史資料為依據，但是，即使做到所用史料盡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沒有經濟學提供的思維方法和構想技術，就無法進行經濟史研究。一些經濟史學者拒絕經濟學理論，但實際上他們也在不自覺地使用某種理論。正因如此，如果他們使用的理論有問題，結果是這些學者往往在無意之中會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因此，對於經濟史研究來說，確實是“沒有理論就沒有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