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務方麵，清廷亦排漢人而用滿人，如京師大學堂，原以張百熙管理之，學業蔚然大觀。但滿人亦忌之，張辭職，遂以西太後之親信榮慶為京師大學堂之管學大臣。榮慶，排漢幹將。榮慶對此並不滿足，乃奏議設學部，以己為學部尚書，總攬全國學務之大權，張百熙改任郵傳部尚書，又因與唐紹儀不合，鬱鬱一病不起。時人惜之。此後，鐵良於八旗學堂外，又創貴胄學堂（與陸軍大學之程度相等），培養滿人將領。清廷排漢運動，正助長革命黨人排滿之風潮。此曆史之真實也。
上年至本年（1906年）：《民報》與《新民叢報》就革命與改良之問題，進行了激烈之辯論。1906年4月28日，《民報》公布與保皇派報紙《新民叢報》爭論之提綱，主要是：（一）前者主共和；後者主張君主製。（二）前者主張民權立憲；後者主張開明專製。（三）前者以政府惡劣故以國民革命推翻之；後者認為國民惡劣，故必以君主製統馭之。（四）前者主張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並行；後者隻主張依靠清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五）前者主張以實力進行政治革命；後者主張要求清政府政治改革。（六）前者認為必以革命手段求共和；後者認為革命所得反而是專製之製。（七）前者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畢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於一役；後者則認為此係乞丐流氓之工具。（提綱中無瓜分問題之爭論。）
清政府賣國害民，拒絕改革並偽立憲，殘酷鎮壓革命黨的極其惡劣表現，已失去國人之心，加上論戰，革命派戰勝了保皇派的理論，全國知識界與勞動大眾，以至新軍中之下級軍官與士兵之大多數。開始轉向革命立場，支持革命黨與反清革命鬥爭。隻待時機到來，便可以一舉推翻清政府。對此，梁啟超在致康有為信函中有具體之說明，信雲：“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製，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其間，而蔓延於內地，真心腹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近頃江西、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機蜂起皆彼黨所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命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然我苟非政府死戰，則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殺彼黨之勢。”
12月：
4日，瀏陽、萍鄉、醴陵發生礦工、兵勇、會黨大聯合之反清起義，領導者為馬福益、龔春台，組織者為同盟會員，但未告知孫中山。此次起義，有眾三萬人，旋被張之洞等率軍鎮壓，24日，起義失敗，被捕殉國者有數百名之眾。
5日，光緒接見英國公使朱爾典、比國公使柯霓。
7日，清廷裁並廣東陸路、水路提督為廣東提督。
9日，光緒接見日本公使林權助等。
10日，瀏陽、醴陵反清義軍首領王永求、陳顯龍等被清軍捕殺。
13日，清政府於京師立官報局。
16日，“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由鄭孝胥、張謇等人組織。其宗旨為敬遵諭旨，發奮為學，使紳民明悉國政實行預備立憲。會長鄭孝胥，福建人，家資豐厚，後於三十年代淪為偽滿漢奸。副會長為張謇，張為浙江立憲派領袖，亦為該公會精神領袖，主張緩慢立憲，並堅決反對革命行動，認為今革命乃盜賊之所為。宣統三年初（1911年2月）張被選為預備立憲公會會長。又副會長為湯壽潛，湯在收回路權運動中，極為活躍，是帶頭人之一。該公會會員多為地方富紳和曾任清政府高級官吏之有資產者，多開辦有公司、工廠、商號等。其中也有少數現任官員，如江蘇布政使瑞澄即是，該員於宣統三年（1911年）升任湖廣總督。至宣統元年（1909年）該公會有會員三百五十餘人，其中約有企業家、公司經理、商會總理等八十餘人，做過縣官以上官職者七十餘人（約數），是為官、商階層人物之預備立憲團體。該公會還有董事會，每月例會兩次，董事會下設職員常會，由該會正副會長、駐辦員、編輯員等組成，執行日常事務，重要事情由董事會議決。其中亦有留學生，如孟森等人均是，從事宣傳活動。該公會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創刊《預備立憲公報》，同年6月，又於北京創辦《憲誌日刊》，此外還創辦講習所，編輯法律書籍。
30日，詔改孔子為大祀，主管部門擬大祀典禮上奏。
本月，載澤將其考察各國之見聞、研究記錄資料分門編纂成冊，共六十七仲，一百四十六冊。搜集之各國政治書籍，又四百三十種，均谘送政法館以備采擇；並奏稱：“惟日本遠師漢製，近采歐風，其民有畏神服教之心，其治有劃一整齊之象，萬機雖決於公論，而大政仍出自親裁。蓋以立憲之精神，實行其中央集權之主義，其政俗尤與我相近。故此所輯各書，以日本為最詳，並采英、法、比三國製度，以資參鏡”。
本年，同盟會總部黃興派同盟會員劉道一、蔡紹南、彭邦棟、覃振、成邦傑等人自日本歸國，動員會黨首領李經其、龔春台、蕭克昌、薑守旦、王勝等，籌備起義。7月間，蔡紹南等於萍鄉曆慧寺召集各碼頭首領與會，相約舉義。10月，清軍突然襲擊麻石機關部，蔡紹南、寧調元等於12月3日，在萍鄉高家台起義。次日，龔春台於上栗市起義，稱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宣布清廷十大罪狀。並標出“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名號，為最早見諸公開檄文中的“中華民國政府”名稱。檄文雲：“本督師於將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且必須破除數千年專製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益富，成不平等社會。”萍鄉起義後，醴陵原清朝防營士兵，亦響應龔春台，舉義反清。12月7日，湖南瀏陽會黨響應龔春台起義。其旗幟不同於龔春台，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恢複軍”，不受龔春台節製，他們隻是在排滿上，與龔春台一致，是反清力量之一。12月13日，清廷派湖南巡撫岑春煊、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端方合力對萍、醴、瀏起義軍進行鎮壓，展開大清剿。旬日之間，捕殺數百名，總計殺戮革命黨人和冤殺平民累萬。24日，萍、醴起義失敗。31日，同盟會員劉道一，因急忙赴長沙發動新軍起義，於途中被捕，於長沙殉國，年二十二歲。臨死前大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死則死耳！”劉道一，字炳生，湖南省衡山縣人，1884年生，革命黨人劉揆一之胞弟。
本年，陝西扶風、華州、華陰、渭南、高陵、大荔十餘縣農民為反抗陝撫曹鴻勳攤派鐵路捐而罷耕，並拆除渭南、華陰電話線幾十裏，焚毀大荔、高陵教堂，搗毀龍駒寨厘金局。此次反抗鬥爭達四個月之久，清政府將數十人殺害，但路捐亦不得不停止征收。
同年，江西吉安府鄉民為反對官府催征舊賦聚眾數千人反抗，並與清巡防軍交戰，繳獲甚豐，官兵退入城內，閉門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