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7日，紐約市警察局開展了一次空前絕後的大型追捕行動，追捕臭名昭著的克羅雷。他是個滴酒不沾的清教徒，也是個窮凶極惡的殺人犯，同時更是個大名鼎鼎的雙槍神槍手。經過幾個星期激烈的圍追堵截，克羅雷終於走投無路了，最後，他隻得逃到他情婦的公寓裏以死相拚。
一百五十多名警察把他藏身的公寓圍得水泄不通，然後在房頂上挖了個洞，往屋裏扔催淚彈，同時在周圍樓房的屋頂上架設好了機關槍。沒多久，警察與罪犯之間的激烈的槍戰開始了。克羅雷躲在屋裏厚實的沙發後麵，不斷向警察開槍。這場警匪格鬥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據保守估計，圍觀群眾至少也有上萬人，大家都為能欣賞到這出千載難逢的大鬧劇而興奮不已。
最後，克羅雷終於被警察抓住了。警察總監馬路尼說，這位以雙槍聞名的神槍手是紐約治安史上罕見的凶犯，他殺人就像切蔥，他將被判處死刑！
對自己的這種行為，克羅雷自己又會作何感想呢？當警方人員圍剿他藏身的公寓時，發現了克羅雷給自己的親人留下的一封信，寫的時候因傷口流血，信紙上留下了斑斑血跡！克羅雷的信是這樣寫的：“在我的外表下麵，是一顆疲憊的心——那是仁慈的，不願傷害任何人的心。”
在被捕前夕，克羅雷駕著汽車在長島一條公路上跟一個女伴調情。這時來了一個警察，走到他停著的汽車旁邊說：“請出示你的駕駛執照。”
克羅雷二話不說，突然拔出他的手槍，朝那個警察連開數槍，警察倒地而死。接著克羅雷從容地從汽車裏走出來，撿起那個警察的手槍，又朝地上的屍體放了一槍。這就是克羅雷所說的：“在我的外表下麵，是一顆疲憊的心——那是仁慈的，不願傷害任何人的心。”
當克羅雷被判死刑坐上電椅時，他會說“我這是咎由自缺嗎？不，他永遠不會那麼說的，相反，克羅雷最後的一句話是：“我這樣做隻是為了保護自己１
可見，窮凶極惡的克羅雷絲毫不覺得自己很壞。
事實上，和克羅雷一樣到死都執迷不悟的罪犯，多得數也數不清。我們不妨再聽聽下麵這些話：
“我將自己的青春獻給了人們，使他們獲得幸福，過著舒服的日子，而我所得到的隻是社會的侮辱和通緝。”
這是美國黑社會的頭號人物阿爾·卡彭所說的話，他非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壞人，反而還振振有詞地以為自己是個慈善家——他認為社會誤解了他的善行。
達奇·舒茲是紐約最大的流氓，在因內訌而斃命前，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竟說，他是為群眾造福的人。
星星監獄的負責人華賴·勞斯說：“在星星監獄裏，幾乎沒有哪個罪犯承認自己是壞人。他們會告訴你，自己為什麼要撬開保險箱，或開槍傷害別人，他們為自己反社會的行為辯護，堅持認為政府不應該把他們囚禁起來。”
不僅是阿爾·卡彭、雙槍手克羅雷、達奇·舒茲和監獄的暴徒認為自己很無辜，就是一般的人在麵對自己的過錯時，態度又能好到哪兒呢？
已故的沃納梅克曾這樣說：“30年前我就明白了，責備別人是不明智的。其實每個人自己所做的事都很難十全十美，又怎能苛責別人呢？”
沃納梅克很早就明白了這一點，可是我卻到四十多歲才參透個中奧妙。
批評別人是沒有用的，它隻會激發別人的防禦心理，使其竭力為自己辯護；批評也是危險的，它會傷害一個人的自尊心，嚴重時還會激起別人的反抗。
以前的德國軍隊就有一個慣例，無論是對一件事情有多麼不滿，都不許立即提出異議，必須等到第二天怨氣消失後才能申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這種必要——尤其是對嘮嘮叨叨的父母，喋喋不休的妻子，脾氣暴躁喜歡訓人的上司，以及那些吹毛求疵的刻薄的人來說，尤其需要謹記這一點。
無數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批評別人是毫無效果的。羅斯福和塔夫脫總統那場著名的爭論至今還讓美國人記憶猶新：這場爭論不僅導致了共和黨的分裂，讓民主黨的威爾遜晉身為白宮主人，而且迫使美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曆史的進程。
我們不妨簡單回溯一下這段史實。
1908年，羅斯福離開白宮，讓塔夫脫任總統，自己跑到非洲獵獅子。當他回國後，情形發生了變化，他指責塔夫脫太保守。為了掌控下屆總統提名，他組織了進步黨。這幾乎使共和黨滑向了崩潰的邊緣。就在那次選舉中，塔夫脫和共和黨隻獲得了巴馬特州和猶太州兩個州的讚助，這是共和黨曆史上的慘敗。
羅斯福責備了塔夫脫，可是塔夫脫有沒有責備自己呢？當然沒有。塔夫脫兩眼含著淚水委屈地說：“真不知道怎麼樣做才好，我已經盡力了。”
究竟是誰對誰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不過我想指出的是，不管羅斯福怎樣批評，塔夫脫都不會覺得自己是不對的。相反，那隻會使塔夫脫竭盡全力為自己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