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解決我們的問題的第一個辦法是：弄清事實。讓我們仿效郝基斯院長的方法吧，在沒有以客觀態度搜集到所有的事實之前，不要去想如何解決問題。
不過，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實都搜集起來，如果不加以分析和詮釋，對我們也絲毫沒有好處。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先把所有的事實寫下來，再進行分析，事情就容易得多。事實上，僅僅在紙上記下許多事實，把我們的問題明明白白地寫下來，就可能有助於我們得出一個很合理的決定。正如查爾斯·凱特林所說的：“隻要能把問題弄清楚，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半。”
讓我用事實來告訴你這種做法的效果吧，中國有句古話：“百聞不如一見。”我要告訴你一個人怎樣把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真正付諸行動。
就拿蓋倫·利奇費爾德的事情來說——我認識他好幾年了，他是一位遠東地區非常成功的美國商人。1942年，日軍入侵上海租界，利奇費爾德正在中國，下麵就是他在我家做客時給我講的一個故事：
日軍轟炸珍珠港以後不久，他們占領了上海。我當時是上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他們派來一個所謂的“軍方清算員”——實際上他是個海軍上將——命令我協助他清算我們的財產。這件事，我一點的辦法都沒有，要麼就跟他們合作，要麼就算了，而所謂算了，也就是死路一條。
我隻好遵命行事，因為我走投無路。不過，有筆大約七十五萬美金的保險費，我沒填在那張要交出去的清單上。我之所以沒把這筆保險費填進去，是因為這筆錢是屬於我們香港公司的，跟上海公司的資產無關。不過，我還是怕日本人萬一發現了這件事，可能會對我非常不利。他們果然很快就發現了。
當他們發現時，我不在辦公室，不過我的會計主任在常他告訴我說，那個日本海軍上將大發脾氣，拍桌子罵人，說我是個強盜，是個叛徒，說我侮辱了日本皇軍。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知道我會被他們關進憲兵隊去。
憲兵隊，就是日本的秘密警察。我有幾位朋友寧願自殺，也不願被送到那個地方去。我還有些朋友，在那裏被審問了十天，受盡了苦刑以後，死在那個地方。現在我自己也可能要進憲兵隊了。
當時我怎麼辦呢？我在禮拜天下午聽到這個消息，我想我應該嚇得要命。如果我沒有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一定會嚇壞了。多年來，每次我擔心的時候，總是坐在我的打字機前，打下兩個問題以及問題的答案：1.我擔心什麼？2.我能怎麼辦呢？
我以往都不把答案寫下來，而在心裏回答這兩個問題。不過，多年前我不再那樣做了。我發現同時把問題和答案都寫下來，能夠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我住的房間，取出我的打字機。我打下：
1.我擔心的是什麼？
我怕明天早上會被關進憲兵隊去。
然後我打下第二個問題：
2.我能怎麼辦呢？
我花了幾個小時去想這個問題，寫下了四種我可能采取的行動，以及每種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
我可以嚐試著去跟那位日本海軍上將解釋。可是他“不會說英文”，若是我找個翻譯跟他解釋，很可能會讓他發起火來，那我可能就是死路一條。因為他是個非常殘酷的人，我寧願被關在憲兵隊裏，也不願去跟他談。
我可以逃走。這點是不可能的，他們一直在監視著我的行動，我從基督教青年會搬出搬進都需要登記。如果打算逃走的話，很可能會被他們抓住而被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