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一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小說？……試看第二回裏冷子興嘴裏說的寶玉和賈雨村說的甄寶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紅樓夢》作者的最高明見解也不過如此。
曹雪芹如果晚生幾年，“趕不上曹家的繁華時代的”。
在胡適的眼裏，《紅樓夢》的思想價值還抵不上“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小說”。為他所推許的高明見解又是什麼呢？在胡適的《談〈儒林外史〉，推讚吳敬梓》一文裏，我們不難找到明確的解答：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過當時的時代，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裏，嚴刻的批評教育製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他怎麼也不明白，賈寶玉怎麼會銜玉而生？他驚訝於，為什麼《紅樓夢》是“平淡無奇”的小說卻大家這麼喜歡？
他的失誤就在於此：
一、比如信中提到的說《紅樓夢》是自然主義傑作的話，本是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所講的觀點。建國以後，學術界對這句話一直有很多反對意見。但出人意料的是，胡適竟然認為連這句話都是過分讚美了《紅樓夢》，他說《紅樓夢》不如《儒林外史》，甚至連《海上花列傳》、《老殘遊記》的文學技術都不如。《紅樓夢》在胡適眼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就是，胡適僅僅是從《紅樓夢》的自然主義藝術角度看待《紅樓夢》，而且他的定位是“自然主義”的傑作，他沒有王國維那樣敏銳的視角，他沒有遵循王國維悲劇的藝術和倫理價值結合的告誡。所以，他不懂為什麼賈寶玉銜玉而生，自然主義的思想絕對會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胡適看到了這個疑問，但是他的“忽視”使他蒙蔽了雙眼。他怎麼也不明白，賈寶玉怎麼會銜玉而生？他不會理解“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的人性層麵的深刻含義，他帶上多少眼鏡也看不懂女兒與女人的差別。他看到了《儒林外史》的“超過當時的時代”，他沒有看到《紅樓夢》裏寫出的是人性的永恒和指向未來的革命。這一點毛澤東以其明銳的革命家的眼光走在了時代所有人的前列。這些是用心看的，不是用眼看的。脂硯齋說此書屬於“……《莊子》、《離騷》之亞”，用了“《赤壁賦》之髯蘇之幻筆”。也就是說，《紅樓夢》是中華特色的魔幻現實主義傑作，是與《女媧煉石補天》、《莊子》、《離騷》、《洛神賦》、《赤壁賦》一脈相承的大寫意藝術。他不懂倫理學，他看不到她的光輝之處。這部書是中華傑出的圖說哲學。
二、胡適看到了《紅樓夢》是寫了康熙年間曹寅家的事，這是基本正確的，論證也是嚴謹的。他從他的自然主義出發，完全沒有看到這部書的結構意義。戚蓼生講得很好，這部書是雙線結構的，明寫家事，映射國事，明寫賈家，暗寫甄家，而且作者自敘也是把作者自己解構了表現的。這部書還是中國傑出的結構主義小說。他把作者解構為諸個元素，每個元素自成一體，形成小說獨特的“言語”，讀者所需要的是尋找作者“要言語”的東西，成為“語言”，你要在這些“言語”的密碼中找到真正的“語言”。就是這樣的。這是中華特色的結構主義（我暫且這樣命名，主要是為了大家易於明白）。在如何理解文本內容與曹寅家事方麵，自然主義一丁點也給不了答案。胡適要用自然主義方法論證明魔幻主義的作品，可以嗎？
三、胡適說，曹雪芹是曹寅孫子，但是他怎麼也給不了令人信服的時間階段，他說“曹雪芹如果晚生幾年，趕不上曹家的繁華時代的”。想當然的把曹雪芹安排在1715年出生。連他的忠實學生周汝昌都不信。其原因還是自然主義的定位的完全錯誤造成的。事實上，《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曹顆”，“曹顆”是真曹頓。真假兩寶玉是真實存在的，甄寶玉是曹顆，賈寶玉是曹頓，真假兩寶玉在現實中是合體的，作者把這一曆史真實結構為兩個形象來“言語”。在具體的“言語”中，作者又用神瑛侍者和石頭解構了賈寶玉這一“臭皮囊”，神瑛與石頭同時進人賈寶玉。神仙品的靈魂下世曆練的神瑛進人賈寶玉，無才補天的破石頭假變的五彩玉離開幽冥真境界，夾帶在賈寶玉的嘴裏“親就臭皮囊”，來到人間享受榮華富貴。這五彩寶玉，其實前生就是無才補天的的破石頭，是假寶玉、真石頭；那靈魂的賈寶玉，前生是真寶玉的神瑛，今世的臭皮囊賈寶玉才是假的寶玉，是真的石頭。這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本義。是《紅樓夢》雙線結構的起點。同時，薛寶釵、林黛玉、賈探春、妙玉、薛寶琴等人，你按照自然主義之法在曹寅家永遠也找不到“經曆種種”的她們個人，他們是曹頓作者的一體多麵的表達，是對曹頓整體解構後的“言語”。曹頓生於1686年，在康熙五十年曹顆死後扮演了曹顆，曹頓經曆種種“太虛幻境”之後離家“出世”，他的內心經曆了人性與倫理的巨大煎熬。他才是那個內心無限愧疚、對不起父兄的作者本人。這個特殊經曆，才使他有了對人性存在的獨特經曆和獨特思考，前無古人。正如王國維所言，沒有經曆誰也不可能產生如此的奇怪的思考。這個假扮曹顆的曹頓時時追問自己的存在，“我是誰”的追問，使他的靈魂進人了人性存在的元點。這些是作為自然主義信奉者，胡適的思維不可能企及的高度。那真實需要“修行”或者“頓悟”的功夫的。
大師之失，還在於他沒有根據的忽視“曹雪芹如果出生的太晚不可能經曆繁華時代”之意突出的矛盾，而肯定的認為曹雪芹就是曹寅孫子的大膽假定，從而滿地兒給曹寅找“孫子”，終於因於幾個斷裂的記錄，僅僅把他可能的安排了“曹顆”當爸爸，而使他想當然的生於1715年左右，這是沒有“證據”的設定。胡適的第一弟子周汝昌，看到了胡適的矛盾，但是他沒有走出胡適的圈套，迷失在了胡適的迷宮裏，找“孫子”。很是可悲。
胡適的貢獻在於假設，胡適的方法在於考證；胡適的失手在於“忽視”，胡適的失足，在於自然主義的寫實論的立足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不是自然主義的寫實小說，正如胡適所言，自然主義不能解釋賈寶玉為什麼“銜玉而生”。天意，胡適的考證是“忽視”的考證。
周汝昌先生繼承了胡適的觀點和方法，對胡適先生的考證進一步推論。他的心可謂真誠而且癡迷。他的作品也最為豐富，涉及的曆史和文化找尋最認真。他的《紅樓夢新證》，資料更加豐富，探討更加深人細致。他使曹雪芹成為《紅樓夢》作者的說法，推向了大眾化。具體來說，他的貢獻主要有：（一）明確指出了胡適先生對於曹雪芹的出生時間矛盾。（二）發現了史湘雲是作者現實的妻子的形象。也就是說，作者的妻子是史湘雲的原型。（三）豐富了對《紅樓夢》文本和脂批的解讀。（四）他的最大貢獻是全麵展露了自然主義考證派的所有可能的錯誤和理由，讓傷疤和辯解的理由全部曬太陽。
周汝昌先生的失誤更是太多，因為他走的更遠，說得更多，所以離真相也就更遠，他的太多的論述顯露了自然主義者大量的誤讀。
第一，周先生的研究方法仍然是立足於自然主義的考證，這是拿杆子打天，空有熱情的舉動。
第二，周先生因此方法，還是不能脫離滿地“找孫子”的錯誤路子，這無異於緣木求魚，求證越深越可能找到更加錯誤的果子。周汝昌說曹雪芹是曹寅孫子，但不是曹顆兒子，而是曹頫兒子。文本明明指出，賈寶玉是襲了職做了官的，周先生讓他僅僅經曆了曹頫貧困無奈和全家誠惶誠恐的罪臣親屬的幾年日子，就讓他去吃爛鹹菜，圍破氈布去了。周汝昌筆下的曹雪芹沒有做官的經曆，這是無論如何不可以忽視的矛盾，這是與書中作者“經曆種種”相矛盾的結論。然而周先生一如胡適先生一樣采取了“忽視”。況且，讓曹頫在僅僅任完了五年艱難還債的江寧織造，而且是沒有征收鹽稅權利的清水織造，蹲了七年大獄之後，一年之內修造了大觀園。要知道，曹頫抄家僅僅獲得了當票而已，連抄家官員都心寒的貧窮，皇帝都默然的困苦。經曆了七年大獄無人問津的淒冷。當然，周先生為了自圓其說，編造了曹頫女兒輾轉成為乾隆妃子，所以他可以造大觀園了。隻要不迷糊，這樣的故事有誰會信呢？唯一答案就是，這萬萬不可能。況且無任何資料可查，哪怕隻言片語。乾隆再怎麼獨裁，也不會毫無廷議就會把一個罪臣之女在上任之初就立為妃子，況且曹頫的身份僅僅是包衣奴才，私人包衣奴才而已。皇帝不是僅僅獨裁而已，他要技巧的平衡各類勢力，曹頫一類“反動”勢力在那時是在嚴打之列的。“大觀園”的原型之一是曹寅建成的，有文字記載的，那是曹寅在康熙第三次南巡接駕的地方。
第三，史湘雲是作者的妻子的形象是對的，但是脂硯齋不是史湘雲。在作者那兒自身意義上秦可卿是兼美，兼具薛寶釵封建主義的世俗之美和林黛玉人性的自然之美；從作者婚姻意義上，史湘雲兼具了薛寶釵德性之美和林黛玉人性之美。史湘雲即是作者的知己，也是作者的世俗妻子。作者的妻子不是象周先生想象的那樣，而是曹頓在假死出家之時托付了友人關照。這是長家之計，並留下了“一隻母麒麟留作信記”，以期“經年”重陽節再見之信物。因為我確信清王朝的腐敗統治一如曆代王朝一樣三世必亡。我的妻子正如薛寶釵一樣，與襲人一樣雖然再嫁，但守身如玉，緊守約定，備受孤獨，期待著再見的日子。襲人，是寶釵的影子；“賢襲人有始有終”正是曹頓妻子薛寶釵一生的現實表現，而不是說還另外有一個丫鬟有始有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在我們晚年，我的兒子遵循母親的囑托，因麒麟相見，正如丁郎認父一般，夫妻、父子得以重逢，然而這已經是雲散高塘、水枯湘江的老年了。這才是脂批“寶釵、湘雲一幹人”的本義，才是《丁郎認父》一折戲的暗示意義，正是寶釵孤獨與“送我上青雲”的目的和原因。正是史湘雲一係列詩歌的表達的目的。這才與文本切合而毫無縫隙。這些才是邏輯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的表現。這樣就可以去掉周先生的好多“我認為、我覺得”之類的模糊與疑問。周先生的大量“我覺得”其實都是可以重新整理的。懵懂的自然主義在《紅樓夢》那裏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