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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櫃的顯要位置上，有她的老照片。我坐在寫字台前，麵朝書櫃，雖不開言，但兩兩相對，可謂是別來幾十載，何止夢中見。
樸素的本色木框裏，鑲著她的半身照。當年洗相片時，就是小五寸的黑白照，可說是標準相：正麵，免冠，露耳，耳下的圓圈墜子，都很清楚。穿著青士林布衫，很平整。頭發梳在腦後，一看便知是用包網纏著的發髻。
相框左側，放著三寸多高的藍色瓷瓶，瓶中插著三枝含苞待放的蓓蕾，代表我、帶子和弟弟，守候在她身邊。瓶中間還插著兩枝高過相框的白色康乃馨，這是幾年前，我從莫斯科有意帶回來的，視作我們對她的緬懷和獻給她的愛。
相框的右側放著金色袖珍馬蹄表，指針在十二點不動，帶子告訴我，她是在夜裏走的。相框正麵放著別致精美的金色鯉魚、元寶和燭台，祝福她安康、富裕和快樂。有時候放水果和月餅之類的供品。每次我外出回來，都像快樂的小學生放學到家一樣，先來到書房報到，說聲：“姥姥，我回來了！”
這是她生前留下的唯一的照片。我們多次勸她照張相。她執意不去，說花錢照相，看相不如看人。我們說，姥爺、母親、舅舅你還能看見人嗎？她失語。實際上，她舍不得花錢，對每分錢，真有點錙銖必較，因為她切身體會過“一分錢也能憋倒一個英雄漢”，“沒錢就如人斷了血脈。”她雖不能把錢掰兩半，可也真能攥出汗，不該花的，一分不動。
她甚至同我們辯解“看照片也不能頂飯吃。”你能奈何，因為她是從活命的生存環境裏走出來的，身不由心呀。
天賜良機，暑期結束，我準備返校，頭天晚上我問她“上街不”，說去買點藥，快到秋天，又該犯老毛病，在村裏買的藥都是散裝的，不便宜，還有點不放心。
我跟帶子私下商量，明天想方設法讓她進照相館。帶子說千萬不要跟她提照相，要跟她不停地嘮嗑，趁她沒注意，就闖進照相屋啦。
第二天她換上了“老一件”短上衣，我偷偷把梳子揣在書包裏就上路了。出村搭車，很快到城裏。先去藥店買麻黃堿，出來時，她說瓶裝的藥可信，量比散裝的多，還打開瓶看看，把藥瓶揣在衣兜裏。我們又走上剛來的路，沒走幾步，我拉她橫穿馬路到路北。
我很熟悉照相館的位置，就在十字街路北口，初高中畢業，多次來這兒與同學合影留念。鎮上數這個照相館口碑好。她遲疑地問我，你怎麼不往火車站走，去火車站應往相反的方向。我說時間還早，去省城火車有很多趟，就寢前到就不算晚。沒走幾步，就溜達到照相館門前，我拉著她推門而入，照相師傅熱情地迎出來。她欲說無語，欲走也沒邁步，往外看的眼睛正巧掃到牆上和櫥窗裏的大照片，猜疑地嘀咕：
“照相？”像是問我，但臉衝著照相師。
“都六十多歲了，還沒照過相。”我麵朝照相師口氣很埋怨地說。照相師十分默契地配合我：
“這麼大年紀，哪能不留個影，後人想了，好看看呀！”她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不會那麼快就走。”
她似乎不願說出“走了”的話，但又把“走”音拉得很長。
師傅移動相機架子，還繼續勸她：
“早早晚晚都得照，早點照好。等以後你老人家行走不方便了，想照相就麻煩了。”
我邊同師傅聊，邊拿出梳子，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我心裏踏實一大半。她若真轉身走，我也得軟磨硬泡地拉住她，機不可失。
她坐在方凳上，右側有個齊胸高的台柱，上麵放著細高頸花瓶，裏麵插束假花，花朵很大，不像牡丹也不像芍藥。我站在她左側後麵。攝影師喊：“大娘放鬆點，笑一笑。”還說，“姑娘往前點靠。”
她忽一下站起來推我：
“不行！我是土埋脖子的人了，有早上無後晌，不能跟年輕人一塊兒照。”
我心中很埋怨這位師傅，矯正什麼位置呀。但我知道，今天她能坐下來照就勝了，萬不能惹她不快。我拉她坐下，表示讓她自己照。我退到師傅跟前，小聲說：“快照。”隨著他“往前看”的聲音，“哢嚓”一聲，留下了她此生第一張全身照。她並不知道那哢嚓聲是怎麼回事，像聽話的小學生一樣，還坐在凳上不動。
趁她還沒站起來，我小聲同師傅說：“再照張半身的。”然後竄到她跟前刻意說：
“姥姥，你剛才沒笑，沒照上，重照一下。”我把她的位置移到大幕布前，離開有花瓶的背景，師傅移動照相機支架的方向。我跟師傅使了個眼色，用手往下劃，讓他快照。她機警地推開我。無奈我順勢閃開，心想來日方長，哪知失去了的機會再沒來，這竟是她生命中的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