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中共中央情報部最高領導人李克農將軍曾經動情動容地評價說，他們的作用頂得上一個師、一個軍，應該給他們發大勳章。彭德懷、習仲勳在取得西北決戰勝利的扶眉戰役之後，激情澎湃地說，對這幾個年青人要黃金給黃金，要多少給多少，對他們在關鍵時刻起的關鍵作用怎麼評價都不過份。
在看到這些高級領導人對呂出情報小組的高度激賞的語言文字之後，我又翻閱了大量二戰期間著名間諜的史料和二戰諜報史，我想從世界戰爭的範圍審視和考察中國解放戰爭史上的這一幕。結果令我驚訝。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情報史上，一個存在於交戰一方、敵軍內部的情報組織同時掌握三部電台，進行了如此出色的諜報活動，隻發生在中國，也隻此一例而絕無僅有。
這是他們曾經創造的奇跡和曾經擁有的輝煌。
然而，本當受到“大勳章”的他們卻因了他們過於炫目的功績而遭到了命運的不測和不公。功績帶給他們的不是榮譽而是災難，甚至是一場滅頂之災。這就是作品中那位“竊功自肥”的孟宗祿的出現。當呂出情報小組提著腦袋冒著隨時都有被作為敵方諜報人員而被發現抓捕執行戰場上軍法處置就地槍決的生命危險而隨著胡宗南部一路撤退一路為我軍發送著軍事情報的時候，在解放區的孟宗祿卻因情報工作的隱蔽性質一手遮天地編造了一個“策反”的謊言。呂出他們的命運就此在他們還能夠活出戰爭活到他們能夠“歸隊”之前就決定了。此後，他們一生就陰霾密布，災難頻仍，落入地獄深處卻渾然不知他們何以入地獄、誰人將他們拋入地獄，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們徹徹底底由功臣而變成罪人，由當年沒有被國民黨發現而槍斃掉的“共諜”變成“深層潛伏特務”的“國民黨間諜”而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我現在已經無法說清我當時接觸了這個巨大的輝煌和巨大的災難，這極度反差的兩極，這可讓人上天堂也可讓人人地獄的悲壯和悲愴之後我的感情是如何被拋上峰巔和如何跌人深穀，我隻想說，我感受到了一種內心巨大的撕裂。一個寫作者的良知被深深觸動，我似乎必須回答：這一切為什麼發生？怎麼會發生？我們又將警示曆史什麼讓此後的人類再不要蹂躪這樣的悲壯這樣的輝煌。
就這樣我首先從心靈上走近了我的主人公們。
這事發生在1995年年末的蕭瑟冬日裏。這時，距離我真正和我的主人公的接觸尚有兩年。
從1995年到1997年，中國的曆史中繼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民主進程的推進大約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最具現實意義的收獲。這期間，我一直關注著的呂出他們的命運又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他們還在繼續著他們的故事。
這是因為1995年冬天西北五省的那次會議其實正是他們命運的轉折點。我後來才知道，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在四十五年之後，國家有關部門第一次將呂出情報小組幾十年的遭遇作為曆史上的一個冤案而正式提出。高層領導開始正視和關注著他們問題的解決，1997年夏，呂出他們終於在白發蒼蒼的垂暮之年等待到了曆史公正評價他們的這一天。這中間，經曆了漫漫的半個世紀——但畢竟，曆史在進步。
而對於我來說，我也等待到了可以采訪和真正接觸我的主人公們的這一天。現實的故事圓滿了，我筆下的故事也圓滿了。我想，對主人公們和對一個縈縈掛心著他們的作者，我們全都圓滿了。
《特別諜案》便是濃縮了他們半個世紀風雨滄桑人生曆程的結晶。
《特別諜案》裏不用說，有著作者對曆史的思考，也有著作者對人的現實命運的思辯。所以名之日“特別諜案”，其中蘊含著半個世紀之前他們是作為共產黨的諜報人員而被國民黨偵查的“諜案”；以後，他們又是一樁綿延半個世紀終於真相大白的“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