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爺生了六個孩子，他們的名字好記，前麵一個字是排行，後麵都是一個“寧”字，即：劉伯寧、劉亞寧、劉三寧、劉四寧、劉五寧、劉路寧。孩子們也都很有出息，劉伯寧任機械部桂林電器研究所所長；劉亞寧在空軍總醫院發光研究室搞研究，頗有建樹，還幾次受邀出國參展其研製的儀器和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做報告；劉四寧在國家測繪局從事科技工作，其科研成果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八爺還經常深情地回憶起她的母親、我隻能在照片上瞻仰到的太姥姥。
太姥姥經曆過大悲大苦大動蕩，心靈布滿創傷，但她在一次次的磨難中堅強地挺過來了。在困難的日子裏，她經常一碗南瓜當飯，卻不卑不亢不怨不張揚，恬淡度時光。
她有20多個孫子孫女，老人家卻心長得很，牽掛著每一個孫兒。抗戰勝利後，八爺帶著伯寧、亞寧路經武漢看望她，女兒回家，自然要扣在身邊多呆些日子。一天，劉爺爺從上海打來電報，叫八爺帶孩子到上海去彙合。伯寧得知後告訴亞寧：“爸爸來電報囉！爸爸來電報囉！我們要去上海見爸爸囉！”亞寧不到兩歲，聽懂了哥哥的意思，但話還說不連貫，坐在門坎上手舞足蹈：“啊？爸爸呀……爸爸呀……”太姥姥當時心就酸了，對八爺說：“快帶孩子去吧！快走吧，倆孩子那麼想他們的爸爸……”五十年代初她住在沈陽八爺家，冬天亞寧腿痛，她親自用白酒每天給他按摩，非常管用。老人家嘴上經常念叨的是凱凱、朗朗（小禾），別的孫兒雖然喪父，但他倆最年幼。熊姥姥寄去小哥倆的合影：都穿著黑色短大衣、戴著黑色貝雷帽。太姥姥捧著照片，看了又看，眼裏含著淚，口中不斷地說：“我兒遭孽（武漢話：可憐之意）我兒遭孽……”
五三年太姥姥返回武漢。她每年秋未冬初都給八爺寄來一個大包裹，裏麵是老人家給外孫們做的棉鞋，男孩的是黑色條絨的，女孩是紅色條絨的，最年幼的是虎頭繡花的，大大小小一共六雙，一直寄到老人家去世……八爺說，如果葉坪、小定能早些找到，也會年年穿上姥姥的厚棉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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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武漢之行，收獲是多方麵的，最大的收獲是情感方麵的，我們見到了眾多的親人，圓了幾十年的夢。我們還了解和感受到，這個從苦難中走過來的家族，現在很是繁榮昌盛，經過幾十年的變遷，人口遍布各地。我們沒有見到的二房、三房的親人，就是因為他們有的在內蒙、有的在四川，有的在江蘇、有的在南寧，也有在台灣、美國等地的。還有見到過的八爺一大家在北京，後來見到的四房的唐宅中及其子女在廣州……
還有可喜的是，唐義精和唐一禾兄弟對藝術和藝術教育奮鬥和追求的精神得到了傳承，後繼有人，除開他們培育的眾多學生（前已敘述），還有後代唐小禾夫婦及其孩子們。
在武漢期間，我很想有個較完整的時間能與小禾舅舅坐下來談談他的生活和創作，但一方麵，我們一家一家地走，需八九天時間，而我在武漢的時間有限。另一方麵，他總是很忙，公務纏身，因為當一個學院的院長，管著一個學校，等於管理一個小社會，事務十分繁雜。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東方之子”欄目還就此以他為對象進行了采訪和報道。所以我與他隻是作了些短暫的交談，看了些他與程犁的作品的照片。當然他還匆匆忙忙地找了些有關他們的文字資料給我，還有那本《重返埃及》。
在交談中，我問過小禾舅舅：您作為一個畫家，現在做了學院的院長，要處理繁雜的校務，肯定會對自己的創作產生影響，當時考慮過這個問題嗎？他說：考慮過，但想想大伯父和父親為了藝術教育把畢生的精力甚至生命都貢獻出來了，自己的這點影響和損失就算不了什麼，也就不去想了。
是的，正是父輩的崇高信念和精神在鼓舞和鞭策著他，使他肩負起這樣的使命。受命之初，事務繁瑣，矛盾重重，讓他身心憔悴。在一個夜晚，他重閱校史，伯父和父親的創業所經曆的磨難和犧牲如曆在目，他不能自已，掩卷痛哭……他也暗下決心：父輩的事業，傳承到自己肩上，隻能發展得更好、更快……經過幾年的努力，如今的湖北美院，成為江南的重點美術學院，並站在了新的起跑線上。
我在他的一份“自述”裏讀到他寫的話：“我從小立誌於藝術的事業，主要受到家庭的影響。伯父辦學不屈不撓，父親的藝術直麵勞苦大眾，他們為人的正直熱情，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所表現的氣節等等，為我日後事業觀、藝術觀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潛移默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