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義精和唐一禾思想傾向革命，他們在江津一如既往地愛護、支持進步學生和地下黨員，暗中保護他們的活動。
1939年，徐悲鴻先生介紹、推薦他的一位得意高足馮法祀到武昌藝專來任教，馮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畢業於中央大學藝術係。唐義精和唐一禾欣然答應請馮到校任專業課。馮在任教過程中，使學生們受到了不少進步思想的影響。
在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統治的白區，籠罩在恐怖的濃霧中，國民黨、三青團在各校極為活躍，到處對同學進行挑釁和迫害，對於主張團結抗日的話不準講，對於進步書籍、文藝作品更不準發表和閱讀，動不動就以“左傾”、“赤化”來壓製人，使同學在各方麵的活動受到很大的壓抑，特別是使進步學生和地下黨員學生的安全受到威脅。每逢這樣的時候，唐義精和唐一禾都竭力對進步學生予以保護。
學校裏的中共黨員學生利用讀書來接觸一些進步學生，組織了一個名義上的學習文藝理論的讀書會，其中夾了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在讀，每周利用野外寫生進行討論。這些唐義精都看在眼中，有一次他對其中的中共黨員學生李家楨說：“讀書要當心，別惹出事來！”在他的叮囑下，這些學生更注意對環境的留心，更加謹慎了。
這個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同學們分別收集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如《列寧選集》、《聯共（布）黨史》、《哲學選集》和《政治經濟學》等，隨著時間的延長，數量也在增多，在平時分散在同學中保存，相互交換著閱讀。但這樣存在著一種危險，一旦發生突然襲擊搞搜查，就會束手無策。“怎麼辦？”這成了黨員們的一大心事。一天中飯後，同學們大都休息了，李家楨坐在宿舍門口的石墩上，一個在獨自想著什麼，這時，唐義精向他走了過去，見四周沒有人，便小聲而嚴厲地問他：“你們近來在看什麼書？”李家楨被問住了，隨口支吾地回答：“沒有看什麼。”唐義精把口氣放溫和了，說：“沒有看什麼？明天江津要派人來查學校，你們要把那種書藏起來！”李家楨才知道，校長是在為他們擔心，就坦然地說：“沒有地方好藏。”唐義精稍稍想了想，說：“把書藏到我家住的樓上去。”說完，便走了。李家楨聽了，舒口氣，笑了。他接下來便通知同學們把書集中交他處理，由他拿到校長家的樓上。舊式房屋樓上是不住人的，這回校長家的樓倒成了讀書會最安全的“藏書樓”，因為誰也不會想到校長家裏會有“紅色書籍”而去搜查。這大大解決了讀書會的問題，黨員學生的心也放了下來。
在皖南事變後的這年暑假中，武昌藝專中共地下黨員學生馬仁海在四川灌縣被捕，組織決定要武昌藝專的黨員同學暫時撤離，以防萬一。李家楨接到組織的通知後，立即去了重慶山洞，在表哥處籌來了路費。當他回到學校，立即被叫到校長辦公室。他不知又發生了什麼事，隻見校長拿出一封信，嚴厲地對他說：“馬仁海被捕了，你知道嗎？……你們怎麼這樣糊塗，你看……”李家楨接過信看了，原來是馬仁海在拘留所托人給他寄來的信，信封上沒有寫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這樣的信封，就是平信寄出，也會惹人注意，何況信的內容非同一般。校長又問他：“你打算怎麼辦？”李家楨回答說，“我已做好暫時離開的準備，這次去重慶，就是為了籌路費。我還想以我家中來信催我返回淪陷區解決家中困難為借口，申請休學一年，再看事情的發展決定是否複學，校長您看如何？”唐義精知道他的用意，也希望他在風頭上暫時避開以免發生危險，但他又怕當時的教務主任疑心和阻撓，不便馬上同意，告訴李家楨說：“你把此事去告訴五先生（指唐一禾），他是教你的，請他從旁促成，到明天我約他到校政廳，教務主任在時，你可提出休學，這樣就好辦了……”李家楨把他要走的事告訴了唐一禾，請他從旁促成，唐一禾欣然同意了。到第二天，唐義精和唐一禾及教務主任都在校政廳時，李家楨趁機提出了休學的要求，當時校長裝著不同意，對李中途退學表示惋惜，他接著又征求教務主任的意見，教務主任也是極力挽留。在關鍵時候，唐一禾從旁插嘴說：“他家中既然有困難，要他回去解決，我看還是應該同意他休學，讓他去解決了，早去早回，休學一年也可以再多讀一年……”這樣使得教務主任不堅持挽留，校長也順水推舟地同意了。在他們的幫助下，李家楨等人不留痕跡地休了學，使武昌藝專的地下黨組織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遭受任何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