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也不無遺憾地告訴我：秘密工作的緣故，他與外婆結婚和婚後連合影也沒有拍過一張，所以他拿不出一張他們合影的照片來。這成為外公的一件憾事。
外婆在這期間也曾想回家去看望她十分思念的母親，但由於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不能回去，為此她十分難過，但她也克製了下來，隻是給母親寫了封信，告訴母親她已經結婚的消息。她在信中隻能寫外公的姓，不能寫他的名，也不能寫自己的通信地址，因此也不能希望收到母親的回信。
他們的“家居”生活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天下午，他們發現忽然有一個陌生的男人來到他們住地的前樓望了一望，一言不發就又走了。他們警惕起來。不一會，這個男人又來了，並且帶來一個人，一看，原來是周恩來同誌。他們虛驚一場，趕忙讓周恩來進屋。帶周恩來來的那位同誌又出去了。周恩來坐著不說話，他們也不好問什麼，怕隔牆有耳。大約一個小時後，那位同誌回來了，把周恩來引走了。事後才知道，是因為顧順章叛變，周恩來組織黨的機關緊急轉移，在轉移過程中，暫時沒地方去，先到他們住地避一避。顧順章隻知道黨的機關的地址，不知道團的機關的情況，所以他們的住地倒是較安全些。他們為能掩護周恩來同誌感到高興。
外婆在上海住了一陣，就耐不住了，提出要到蘇區去。組織上同意了她的要求，她便第二次與外公分別。她同何叔衡裝扮成父女倆，從上海出發，經過汕頭——大埔的秘密交通線，進入閩西蘇區，來到閩西特委和閩西蘇維埃的所在地永定虎崗。爾後，何叔衡繼續前往瑞金，外婆即留在閩西蘇維埃從事宣傳和醫務工作。
繁忙中幾個月過去了，意外地，外婆與外公在虎崗重逢。
原來，1931年初，外公即受到王明集團打擊，被指控為“調和路線”，並被撤了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和團中央委員的職務。他要求到蘇區工作，所以從上海來到了蘇區，身份是團中央巡視員。外公當初並不知道外婆去了哪個蘇區，這意外的相遇，兩人十分驚喜，這是他們婚後第二次別後重逢。
國民黨軍隊對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當敵人接近虎崗時，外公與外婆隨閩西蘇維埃向西邊深山轉移，到了長汀的四都。第三次“圍剿”被紅軍粉碎，閩西蘇維埃進駐長汀城，他們也隨同到了長汀。江西、福建兩個蘇區打通後，變為“中央蘇區”。1931年11月，外公與外婆進入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擔任蘇區團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他們住在瑞金葉坪的一個大祠堂旁邊，這個大祠堂，就是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會址。1931年12月30日，外婆在這裏分娩，生下一女孩，取名“葉坪”。
這時，中央軍委決定取消軍的建製，由軍委直接指揮師，並把原軍醫處改稱為總衛生部，原屬各科改稱局，其中之一是藥材局，專門負責藥材的采購和供應。外婆被任命為藥材局局長。總衛生部為了解決藥品奇缺的問題，決定創辦衛生材料廠，並由藥材局擔負建廠工作，外婆親自兼任衛生材料廠廠長。
衛生材料廠在瑞金的朱坊鎮創辦起來，職工一百多人。不久，廠址又遷至勝利縣平安區琵琶龍鄉（現江西於都縣銀坑鄉境內的平安寨）。這裏離瑞金八十餘裏，外婆帶著孩子走馬上任，從此，她與外公很少見麵了。
在當時條件下，辦廠所麵臨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進行嚴厲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藥品、食鹽、布、棉等物資封鎖最嚴。蘇區人民吃的是由自己熬的硝鹽，紅軍部隊藥品奇缺，連紗布、消毒棉花都沒有，當時部隊衛生員手裏幾乎隻有一種藥品——升汞。連碘酒、奎寧、治痢疾用的常用藥都很難見到。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靠自力更生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