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下著細雨，我們談到了麗達。
“她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說，然後戰戰兢兢地四下裏看看，壓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補充說：“這種人白天打著燈籠也難找。不過，您知道嗎，我開始有點擔心了。學校啦，藥房啦，書本啦，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極端呢？她都二十四歲啦，早該認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這樣為書本和藥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覺中大好年華就要過去了……她該出嫁了。”
任妮亞看書看得臉色發白，頭發散亂，她抬起頭來，望著母親，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媽媽，一切有賴於上帝的旨意。”
說完，又埋頭看書去了。
別洛庫羅夫來了，他穿著緊腰長外衣和繡花襯衫。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後來天黑了，大家吃晚飯，又消磨了很長時間。麗達又講起學校的事和那個把全縣都抓在手裏的拉巴金。這天晚上我離開沃爾恰尼諾夫家時，帶走了這漫長而又閑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時又悲哀地意識到：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麼長久，總有結束的時候。任妮亞把我們送到大門口，也許是因為她從早到晚伴我度過了一天，這時我感到，離開她似乎有些寂寞，這可愛的一家人對我來說已十分親切。入夏以來我頭一次產生了作畫的願望。
“請告訴我，您為什麼生活得這麼枯燥，毫無色彩？”我和別洛庫羅夫一道回家時，問他，“我的生活枯燥，沉悶，單調，這是因為我是畫家，我是怪人，從少年時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備受折磨：嫉妒別人，對自己不滿，對事業缺乏信心，我向來貧窮，到處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爺——您為什麼生活得這麼乏味？為什麼您從生活中獲取的東西那麼少？為什麼，比如說吧，您至今沒有愛上麗達或者任妮亞？”
“您忘了我愛著另一個女人。”別洛庫羅夫回答。
他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廂房裏的柳博芙·伊凡諾夫娜。我每天都能見到這位女士在花園裏散步。她長得極其豐滿，肥胖，舉止傲慢，活像一隻養肥的母鵝，穿一套俄式衣裙，戴著項鏈，經常打一把小陽傘。仆人不時喊她回去吃飯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間廂房當別墅，從此就在別洛庫羅夫家住下，看樣子永遠不會走了。她比他大十歲，把他管束得很嚴，以至他每次出門，都要征得她的許可。她經常扯著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這種時候，我就打發人去對她說，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這才止住了。
我們回到家裏，別洛庫羅夫坐到沙發上，皺起眉頭想著心事，我則在大廳裏來回踱步，像個墮入情網的人，感受著內心的激動和歡欣。我不由得想談談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
“麗達隻會愛上地方議員，而且像她一樣，還得熱心辦醫院和學校，”我說，“啊，為了這樣的姑娘，不但可以參加地方自治會的工作，而且像童話裏說的那樣，穿破鐵鞋也心甘情願。還有那個蜜修斯，她是多麼可愛呀！”
別洛庫羅夫慢慢騰騰地大談時代病——悲觀主義。他說得振振有詞，那種口氣就好像我在跟他辯論似的。要是一個人坐在那裏，高談闊論，又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走，這時你的心情遠比穿過幾百俄裏荒涼、單調、幹枯的草原還要煩悶。
“問題不在悲觀主義還是樂觀主義，”我惱怒地說，“問題在於一百個人當中倒有九十九個沒有頭腦！”
別洛庫羅夫認為這話是說他的，一氣之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