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相似，可我們往往能對軍事家的迂回策略抱寬容態度，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類似行為卻大多深為反感，這又作何解釋呢？這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是因為軍事家的對手一般是外敵，而政治家的對手大部分是自己人。對敵人狠，大家容易接受，對自己人狠，就容易讓人非議，盡管兩者都是必需的。
二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家應該是絕對理性的，但同時又應該能博得民眾的好感。很麻煩的是這兩項要求存在矛盾，過於理性的人常常顯得冷血，一般不討人喜歡。為了綜合這兩個條件，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內心頗為冷酷，而外表極具溫情，能夠利用民眾的感情，而本身不被感情所利用，容易給人產生表裏不一的感覺。雖然這與其說是虛偽，不如說是需要。
由於以上原因，對政治家私德的求全責備，正和“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樣，是一種過分的，也是不合理的苛求。
不過，如果有人因此認為政治家都是不講道德的，所以沒有善惡之別，恐怕就和認為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簡單分為好人、壞人一樣荒謬。政治家絕對是有道德高下的，例如他們的奮鬥目標主要是為了造福於民，還是為了造福於己，或者人己兩不誤；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是完全不擇手段，還是盡量避免傷及民眾等，這些差異都不是可以無視的。而且由於他們職業的特殊性，政治家的善惡對世界的影響通常會遠遠大於其他職業。隻是他們的善惡不能簡單套用常人的標準來衡量罷了。
那麼，就讓我們更換標準之後，重新審視劉裕的為人和他做過的事。
“惟陰移晉祚，迭弑二主，為南朝篡逆的首倡，實是名教罪人。”清末民初的蔡東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北朝演義》中，列舉了劉裕的不少優點後，又用這句話，給劉裕一生做了一個否定的總結，而這一論點也差不多代表了古人對劉裕一般評價。
不過，對於前人摻雜了太多“家天下”觀念的觀點，我們沒有必要一概盲從。依我看，劉裕篡位這件事其實無可厚非。皇天無親，有能者居之。劉裕的能力超過司馬家的任何一代皇帝，幹得明顯比他們稱職，比他們更能治理國家，比他們更能關愛百姓，比他們更能抵禦外侮，一言以蔽之：劉裕登上皇位對治下的大多數民眾是一種福祉。
更何況早在劉裕崛起以前，司馬皇家就已成為政壇的裝飾材料，晉朝早已在實質上結束，它的實際滅亡並不是由劉裕造成的。劉裕的篡位隻是揭去了罩在這個事實之上的那層薄薄的細紗而已。
讓名實一致，也讓百姓得利，這能算多大的罪？
劉裕真正不可原諒的罪行是他得寸進尺，在篡奪之餘，又殺害了司馬德宗與司馬德文這對不幸的兄弟皇帝。
當然，死在劉裕手中的無辜冤魂多了去了，我也不認為曾經當過皇帝的人的命，就一定要比其他人高貴。晉安帝與晉恭帝的死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劉裕弑殺他們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僅是在改朝換代之際增加兩個枉死鬼，而是大大毒化了中國傳統中已經足夠殘忍的政治文化。
從此以後，一條本非真理的觀念，被中國後世的帝王及帝王競爭者們在數百年間奉為金科玉律，並一絲不苟地遵照執行：在角逐天位的大棋局中，冠軍將獨得一切，亞軍隻有死路一條！
根據這條規則，帝王或帝王的競爭者們是不能失敗的，一旦失敗，便如一位睿智老婦人的總結：“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如此巨大的反差，逼使所有投身這一行當的人們，都不得不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線，為奪取或保住權位，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是兩個草民打架，受損受傷的一般也就隻限於他們自己。假如把規模放大，兩個黑社會團夥火並，就會有很大的幾率傷及無辜，同時砸點兒車子、燒點兒屋子，也就變成了平常事。何況能參與帝位角逐的競爭者們，一般說來，總是人類社會中那幾個最具權勢、最有能量的人，他們一旦不顧一切地把能量進行破壞性釋放，“伏屍百萬，流血千裏”的災難，就可以被很快創造出來！而且也因為統治者必須保住權位才能保全生命，所以後世才會有“寧予外人，不予家奴”的高論，才會有那麼多精忠報國的英雄死於冤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