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前，朱祁銘聽人說，陳循給景泰帝上了一道篇幅極長的奏本，其大意是：提督宣府軍務的副都禦使羅通雖是一介文官，卻通曉兵事，才能非他人所能及。京城如腹心，邊城如手足，二者之間本就有輕重緩急之分，所以朝廷在使用羅通這樣的人才時，應避輕就重，避緩就急，命羅通回京訓練京軍，方稱得上用得其所。還有，楊洪、楊俊父子都是善戰之將，其手下都是善戰之騎兵，而邊城守軍重在守城而不是重在野戰，故而將楊洪父子統領的善戰之兵放在宣府守城，可謂用錯了地方，不如讓其入京，由石亨會同楊洪、羅通訓練京軍，三人整訓京軍一年半載之後，京軍必將堪為大用。
這道奏本雖未提及於謙，卻很明顯的是在迂回排斥於謙，意在廢掉於謙京軍總督的職權，至少是將於謙的督軍之權分散開來，由羅通承接一部分。
大明的官場本就講求製衡術，而今於謙、石亨權重，朝廷調羅通、楊洪入京分權，這也屬官場常態，不值得大驚小怪，景泰帝的視野不太可能與於謙完全重疊，便采納了陳循這個心腹重臣的建議，封楊洪為昌平侯，敕諭羅通、楊洪、楊俊領軍入京。
殊不知，於謙在京營大力選優汰劣，整肅軍紀，得罪了多股軍方勢力，進而招致許多文官非議，景泰帝與陳循如此行事，無異於給不滿於謙的人提供了火力支援。更重要的是，京軍的“革故鼎新”已到了啃硬骨頭的關鍵時刻，此時分權，因政出多門，京營從此無人能真正主事，革新舉措多半會半途而廢。
於謙冤得慌。他隻想做個兵部尚書，屢辭少保、總督二職，景泰帝又不準允，他隻能身兼數職，在其位嘛，自然要謀其政，於謙可不想屍位素餐。
可是，於謙很想雷厲風行地為大明社稷做些意義深遠的大事，無奈大明積弊太重，觸及京營各級軍官利益時，阻力尚且如此之大，試想，一旦景泰帝站穩腳跟，準備拿吏治開刀時，那番努力將會何其艱難！
有鑒於此，於謙本不想在這個時候激化景泰帝核心決策圈的內部矛盾，但陳循的說辭實在是過於荒唐，別的不說，羅通通曉兵事嗎？楊洪父子善戰嗎？
從也先入寇大同時算起，楊俊連丟宣府數個城池，羅通、楊洪則龜縮在城堡裏閉城自保，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迎戰過韃賊，戰都沒有戰過，何來通曉兵事、善戰的名頭？
就在也先兵敗京城，宣府韃賊聞訊回撤時，右都督朱謙率軍截擊韃賊失利，官軍戰死一百二十餘人，對此，近在咫尺的楊洪竟再次作壁上觀。兵部曾彈劾楊洪父子擁兵不援。
於謙思慮再三，向景泰帝提交了一份措辭還不算激烈、態度有所保留的奏本。
“邇者，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楊洪與其子俊善戰，俱留京師。臣等竊惟宣府者，京師之藩籬；居庸者，京師之門戶，未有藩籬、門戶之不固而能免盜賊侵擾之患者也。今洪、俊並所領官軍既留京師，則宣府、居庸未免空虛，萬一逆虜覘知，乘虛入寇，據宣府附近以為巢穴，縱兵往來剽掠，雖不犯我京畿，而京畿能獨安乎？曩自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比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雖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難，然足以為京師及居庸之應援，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宣府、居庸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尚存者不過疲兵羸卒，無主將以統馭之，安能保其不離散乎？事之可憂，莫此為甚。臣等叨掌兵政事，有當言不敢隱默，況今國家多事，用舍舉措當合公論，苟公論不協，則事之成否、利鈍未可期也，乞以臣言付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從公會議。洪、俊既留京師，邊務當若何處置？或推選謀勇老成、廉靜持重武職大臣一員，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能幹才勇武臣一員守備居庸，其原來官軍亦宜斟酌遣還，庶彼此守備，不至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