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以後，他和那個叫梅齡的女人，在這個小城的市政廳裏，領取了結婚證。
證婚人是鄭阿龍。
8
回到多倫多之後，何躍進又打了幾份短期藍領工——都是那種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的工作。後來，在一位高人的指點下，他猛攻了一陣子英文對話，終於過五關斬六將，得到了一份私立中學的教職，教幾十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中文寫作——這完全得益於三十年前他在北京那所著名大學裏所得的一紙中文係學位證書。從此他遠離藍領行業，加入了大都市熙熙攘攘的白領階層。
從下飛機那一刻起，他就按部就班地開始了和梅齡的聯係。
“電話、電郵信件、視頻、QQ聊天記錄、彙款單，哪一樣也不能馬虎，必須留下無懈可擊的證據。”臨上飛機前，鄭阿龍交代他。
他堅決反對視頻和QQ。他的理由是：他無法麵對無話可說的尷尬場麵。鄭阿龍堅持了幾個回合，隻好同意放棄。
電話是所有環節中最容易的一件事，他隻需隔三差五地往一個鄭阿龍指定的號碼上掛一個電話就行。電話當然是鄭阿龍接的，接通後兩人商定通話時間的長短，然後各去幹各自手頭的事。等約定時間到了，兩人同時把電話掐斷——為的隻是留下電話賬單上的那個通話記錄。
彙款稍微麻煩一點，他需要去一趟銀行。臨行前鄭阿龍給了他另外一筆款子，是專門給梅齡彙款用的。鄭阿龍把每次彙款的數目和時間間隔都製定好了，清清楚楚地寫在一張紙上。是月底發工資的那個周末，三百到五百不等。那是合情合理的數目，顯示了足夠的牽掛和責任感，卻又沒有超出他工資收入的範圍。當他伏在銀行櫃台上填彙款單的時候，他忍不住感歎鄭阿龍身上顯示出來的奇才。鄭阿龍不幸錯生了一個時代。假設鄭阿龍出生在某個風起雲湧的亂世，他絕對有可能成為一個運籌帷幄名垂青史的軍師，不露痕跡地用五根手指頭，下棋似的調派著一個政權顛覆另一個政權，一個國家蠶食另一個國家。
寫信是諸個環節中最為複雜的一個，因為鄭阿龍無法規定每一封信的具體內容。當然他給過他一個宗旨：“中心大意是牽掛。”他說。“要盡量生活化，不能光來虛的。當然，也可以考慮來一點花的，畢竟是新婚離別。”
信是發給一個鄭阿龍指定的電子郵箱的，一個星期至少三封。他的思路在鄭阿龍金箍棒畫好的圓圈裏艱難地匍匐前行，總想爬得盡量遠一點，可是又怕撞到牆角，所以每一次都累得頭暈眼花。每當他想起讀他信的人是鄭阿龍，他就覺得一種扒光了衣服似的難堪，忍不住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電話裏鄭阿龍三番五次地修理他：“幹巴巴，太幹巴巴了。你一個重點大學中文係的高材生，怎麼一點浪漫的細胞也沒有？”他歎著氣，說：“我實在，幹不好這樣的活。”鄭阿龍在電話那頭嘎嘎地笑了，說：“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能不能忘了這信是給我看的？你就想這是給你愛的人，或是你愛過的人寫的，不就完了？這樣的人，一打沒有，兩三個總有吧？”他沉吟半晌，終於說：“其實，就這樣也挺好的。像我這個年紀結婚的人，應該很實際，說的都是家常，太花了反而不像。”
鄭阿龍想想也是。
相對於他絞盡腦汁的去信，回信顯得輕鬆活躍，通常很短，三五行字，語氣裏有些微的調侃，有時還會冒出幾句英文，算不上流利，但大體通暢——明顯不是鄭阿龍的手筆。他開始猜測是不是梅齡寫的，但到底也沒問。
好在這樣的折磨沒有曆時太久。四個月後梅齡順利地拿到了探親簽證，作為何躍進的妻子，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程。
9
直到去機場接人的時候，何躍進才試圖回想梅齡的模樣。在中國他們總共隻見了四麵，一次是接風，一次是遊園，一次是掃墓，再一次就是領結婚證。每一次，中間都鬧哄哄地隔著許多人。他從來就沒有認真地看過她一眼，相信她也沒有。那張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臉，又在分離中浸泡了四個月，更是淡薄得失去了幾乎所有可以提示的線索。
他在街邊的小店裏挑選了一束花——那也是鄭阿龍事先交代過的。挑選這個詞，在這裏還算大致合宜，因為他的確是在眾多的花束中挑了一會兒，才挑出這一束最便宜的康乃馨。他沒選玫瑰，是因為玫瑰的價格比康乃馨貴出了兩倍。這不過是一件一次性使用的道具，他犯不著為此花費太多的錢。捏著那束用廉價的粉紅色塑料紙包裝起來的花，站在熙熙攘攘的接機大廳裏，他才意識到了自己的忐忑不安：這麼多人裏頭，他沒有把握是否能把她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