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端家的宿舍，就在他家宿舍對過；端端家的爐子，就擺在他家爐子的對麵。樓道很窄，做飯的時候，兩家主婦係著圍裙的腰身會時時相擦，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響。隻是端端家裏很少開夥，他們不是吃食堂，就是下館子。
端端的父母，都是留蘇回來的建築工程師，所以端端一家人的做派，和別人就有些不同。端端的爸爸，頭發永遠梳得齊齊整整，帶著清晰的梳齒痕跡；端端的媽媽，永遠穿著裙子，夏天是淺色小碎花的布拉吉，冬天是深色呢子寬擺長裙；端端的辮子上，永遠係著蝴蝶結，顏色隨著季節而更換，有時鮮紅，有時淺綠，有時天藍。隻是，端端家的風光日子，沒過上幾年就完結了——“文革”剛開始，端端的父母就給抓了進去。於是端端就在他家裏搭夥。端端辮子上的蝴蝶結不見了，端端和別的孩子一樣，穿起了灰色的藍色的和軍綠色的卡其布衣裳。
可是這樣的日子也過不長。她父母被放了出來，和他的母親一起，被送去了遠郊的幹校，一個月回來一次，呆一天就走。於是，他和端端，都被安排在樓道那頭的王師傅家裏搭夥。
王師傅是單位的鍋爐工。王師傅家裏有一個癱瘓的老婆和三個兒子。他和端端的夥食費，很快就化成了王師傅三個兒子碗裏的肉包子。而他和端端，跟王師傅的癱瘓老婆一樣，吃的是稀粥加鹹菜。有一天，他看見王師傅偷偷塞給端端一個夾了肉的餡餅。端端把餅掰開了，當著王師傅的麵，遞給他一半——是大的那一半。王師傅沒說話，癱婆子卻擂著床板，罵了一句天殺的。他不知道她罵的是誰。
那個暑假真熱啊，全北京的人都敞著門睡覺，整個樓道裏徹夜響著劈劈啪啪的蒲扇撲打聲。有一夜他被蚊子咬得奇癢難熬，就去端端那裏借火柴點蚊香。端端關著門，他敲了半天才敲開。一進門，他就覺得了冷。過了一會兒，他才明白過來，那寒氣是從端端的眼睛裏冒出來的。端端坐在床上，一聲不響，兩眼像兩口深井，黑不見底，幽幽的全是寒意。他隻看了她一眼，身上的汗嗖的一聲全幹了，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他問她怎麼啦？她沒回答，隻是起身去鎖門。那天端端走路的樣子有些古怪，兩腿朝外，腳跟一踮一踮的，仿佛地上有玻璃碴子。半明不暗的燈影裏，他看見端端薄薄的褲子上，有一條深黑色的蟲子——那是凝固了的血。那條蟲子，後來在他的心裏爬了很久，足足有幾十年。爬到哪裏，哪裏就燒出一條疤痕。
那天之後，他就發現端端得了一種病——端端每隔半小時就要上廁所。等到大人們回來探親的時候，他告訴母親端端得了病。他母親又告訴了端端的母親，端端的母親就帶端端去醫院看病。醫院回來的時候，兩家的母親關起門來說了很久的話，出來時眼睛都哭得通紅。
第二天一輛警車呼嘯著開到了樓外，幾個穿藍製服的警察銬走了樓道那頭的王師傅。他問母親王師傅到底犯了什麼事？母親隻罵了一句“衣冠禽獸”，就不再說話。吃晚飯的時候，母親看著他，欲言又止。一直到臨睡了，母親才歎著氣，對他說：“進進，你要對端端好一點。”他覺得母親的話好奇怪：端端是他的妹子，還用得著叮囑嗎？
暑假過去，學校重新開學。端端突然被集體孤立，沒人願意和她坐在一起。老師說了兩遍：班幹部帶頭，可是沒有一個人響應。端端扭頭看著窗外，麵無表情，嘴唇在微微顫抖。隻有他知道，這就是端端的哭。
他站起來，離開自己的座位，在她身邊坐下。班主任朝他感激地看了一眼。端端沒有。端端依舊定定地看著窗外那棵灑了一地黑影的槐樹，仿佛要把樹看出一個洞來。端端的習慣就是那個時候養成的：端端和人說話，從來不看人。
那節課是語文課，老師講的是一個叫梅博爾的非洲女孩如何想到北京來見毛主席的故事，可是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他滿腦子裏都是端端扭頭看著窗外，嘴唇微微顫動的樣子。後來他趴在桌子上，寫了兩句話，放到端端的鉛筆盒裏。端端終於扭過頭來，依舊麵無表情，他始終不知道，她看了還是沒看。
那兩句話是：
樹影最暗的時候
太陽最亮
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一首詩。
那天放學回家，端端一路沉默。快到家門口的時候，她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袖，扭著臉，叫了他一聲：“何躍進。”他知道每當她連名帶姓叫他的時候，就是她有緊要的話要跟他說。可是那天她到了，也沒把那句緊要的話說出來。
一直到幾年以後，他們一起去了潘橋插隊落戶，在那裏，她才用行動說出了那句永遠沒有說出來的話。
黑蟲子爬到端端褲子上的那一年，他和端端都是十一歲。
5
記憶是一枝蠻不講理的毛筆，
將時光倒流，山河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