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希特勒經過對B集團軍的各級軍官進行調查，得知隆美爾的作戰部長坦貝爾霍夫的妻子是英國人，而他的炮兵指揮官漢斯·拉特曼則是在東線已投降了蘇聯的馬丁·拉特曼將軍的兄弟。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希特勒更加相信，處在這種環境中的隆美爾極有可能已站到了反對自己的一邊去了。
9月3日，隆美爾十分震驚地接到一道命令：他被正式解除集團軍指揮官的職務。對此，他的副官還安慰他說：“說不定一等你痊愈，上麵就會給你分配新的工作。”
但隆美爾馬上就接到了另外一個消息，他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將軍也已被解職，而且沒有任何理由，並要求他立刻回到德國。隨後，斯派達爾的親屬紛紛被捕入獄。
幾天以後，即9月11日和12日，斯派達爾開始接受秘密警察的審訊。他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從一開始就想將所有責任都推在隆美爾身上，他不說自己在到隆美爾那裏之前就已經是密謀分子了，隻是招認了霍法克7月9日來訪後他曾跟隆美爾在指揮所的院子裏散過步，以及隆美爾企圖得到希特勒的允許與蒙哥馬利會麵的計劃。同時，他還承認自己在7月22日去醫院看望過隆美爾。
這個時候，霍法克在別人的揭發下已經承認了自己與斯派達爾的關係了。但是，他所提供的供詞卻與斯派達爾完全不同。他聲言，在晉見陸軍元帥隆美爾之前，他確實跟斯派達爾討論過暗殺陰謀。
於是，秘密警察一再追問斯派達爾：是否把這一點向隆美爾報告過？
現在，斯派達爾進入了兩難境地。他要麼把所有過錯都推給隆美爾，要麼就說霍法克在撒謊。
斯派達爾幾經鬥爭和思索，最終他選擇了與霍法克站在一起。“在霍法克將這個暗殺陰謀告訴我之後，”斯派達爾宣稱，“我及時地將此事報告了我的頂頭上司陸軍元帥隆美爾。但是，如果這位陸軍元帥沒有上報這個警告，那不是我本人的過錯。我直到最終也沒有意識到隆美爾會對這個警告守口如瓶。”
斯派達爾就這樣出賣了隆美爾，但不知情的隆美爾卻依然在關心著他的命運。
進入9月份以來，連續幾星期的失眠使隆美爾變得鬱鬱寡歡、焦躁不安。斯派達爾的命運和前途，也同樣使他心煩意亂。9月26日，斯派達爾的妻子給他寫了一封信，談了她對這件事的擔心。隆美爾於10月1日滿懷同情地給她複了函。同一天，他還給希特勒寫了一封長信。信的開頭說，由於他的健康狀況還不能使他足以接受並勝任新的工作，他為此感到十分內疚。“頭部有四塊碎骨，”他寫道，“受傷後西線出現了不利的局麵，特別是我從前的參謀長斯派達爾被革職逮捕等一係列事件，給我精神上造成了難以忍受的負擔。”隆美爾依舊在讚許這位將軍並提醒希特勒本人，他還親自授予過斯派達爾騎士十字勳章，“斯派達爾到西線任職的最初幾周就已證明他有傑出的才幹，是位稱職的參謀長，”隆美爾說，“他嚴守紀律，為眾多士兵了解，並忠心耿耿地幫助我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快完成了大西洋壁壘的防禦部署。我幾乎每天驅車上前線，就像我倆過去商定的那樣，我信賴斯派達爾，讓他把我給部隊的命令傳達下去，讓他與上級和同級軍官打交道，處理各種事務。”
信裏接著寫了可以說是最有意義的一段話。“我不能想像，”這位誠實坦率的陸軍元帥寫道，“究竟是什麼使斯派達爾將軍遭到了革職和被捕……不幸的是，”隆美爾繼續說，“諾曼底的防禦工事證明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戰鬥，不能將敵軍在海上或初登陸時就地殲滅。對此我在7月3日上呈的信中已闡明了原因。”他還講到了自己與陸軍元帥馮·克魯格之間關係不和的情況，最後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這封長信：“我的元首，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權力和能力範圍內已經盡了自己的職責，不論是在1940年的西線戰役，還是在1941年至1943年的非洲戰役，以及1943年在意大利的戰鬥和眼下的西線戰役中，我都一如既往。我心中向來隻有一個信念，這就是為了您和新德意誌帝國去戰鬥，去取得勝利。希特勒萬歲！”
缺席的審判
隆美爾給希特勒的長信根本沒有引起希特勒的任何注意，因為這位帝國元首此時已不再信任他了。
9月28日，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把來自烏爾姆的歐根·梅爾的一份報告交給了希特勒，報告中揭露隆美爾在家休養期間仍在散布希特勒正在衰退的言論，並認為隆美爾對現政權的敵視絲毫沒有減少。
鮑曼在剛接到這份報告時不禁眼放金光，因為在五年以前的波蘭，鮑曼曾在大庭廣眾之下受到過隆美爾的冷落和白眼，現在他報複的機會終於到了。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在報告上寫道：“這與我接到的另一些更為惡劣的報告內容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