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馬克思對資本積累的分析是極其重要和新穎的。資本積累，就是把一部分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不是用它來滿足資本家的個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產。剩餘價值分為生產資料和可變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變資本部分（在全部資本中）比可變資本部分增長得快，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資本積累加速機器對工人的排擠，在一極造成富有，在另一極造成貧困，因而產生所謂“勞動後備軍”，即工人的“相對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原始積累”在一極造成“自由的”無產者，在另一極造成貨幣所有者即資本家。
其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對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的分析，也是極其重要和新穎的。馬克思在這裏考察的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總和。資本之間的競爭，資本從一個部門自由地轉入另一個部門，會使上述兩種情況下的利潤率都趨向於平均。一個社會的全部商品的價值總量是同商品的價格總量相符的，但由於競爭的影響，在各個企業和各個生產部門內，商品不是按其價值，而是按等於所耗費的資本加平均利潤的生產價格出賣的。這樣，價格離開價值和利潤平均化這一眾所周知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就被馬克思根據價值規律充分證明了，因為全部商品的價值總量是同價格總量相符的。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得快。而既然產生剩餘價值的隻是可變資本，所以利潤率（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之比，而不隻是與資本的可變部分之比）當然就有下降的趨勢。生產價格與優等地（或優等條件下）的生產價格的差別，就產生等差地租或者說級差地租。馬克思仔細分析了這種地租，說明它來源於各塊土地肥力的差別，來源於土地的投資量的差別，這就完全揭露了李嘉圖的錯誤。李嘉圖認為級差地租隻是由於從優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轉移而產生的。實則相反，也有逆向的轉移，也有某一類土地轉變為別類土地的情況（由於農業技術的進步、城市的發展等等），所以那個出名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是極其錯誤的，是把資本主義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歸咎於自然界。其次，利潤在工業的各個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競爭的完全自由，是資本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流動的自由。但土地私有製造成壟斷，妨礙這種自由流動。因此馬克思指出——激進派資產者曾在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國有化這一資產階級的進步要求，但資產階級中大多數人卻害怕這個要求，因為這個要求太接近於“觸動”當代另一種特別重要和特別“敏感的”壟斷，即一般生產資料的壟斷。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力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隻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社會主義
從上文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這個轉變的思想精神上的推動者和實際上的執行者，就是資本主義本身培養的無產階級。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縮短，完善的集體勞動代替殘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產，——這就是這種轉變的直接結果。現代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準備著新的家庭形式，並為婦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準備新的條件。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把民族問題和國家問題也放在同樣的曆史的基礎上，這就是說不僅僅限於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並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國家這個有組織的暴力，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的，這時社會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調和的階級，如果沒有一種似乎站在社會之上並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社會的“權力”，社會就無法存在。國家從階級矛盾中產生以後，便成為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製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甚至民主共和國這一最自由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也絲毫不能消除這個事實，而隻能改變這個事實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間的聯係）。社會主義將導致階級消滅，從而也導致國家消滅。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