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是關於貿易的討論，這一討論深刻地影響了經院學者們的善惡論。每件事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正當的，另一種是不正當的；例如一雙鞋可以用來穿，這就是它的正當的用途，或者可以用來交換，這就是它的不正當的用途。因此一個必須靠賣鞋為生的鞋匠的身份就有些下賤了。亞裏士多德告訴我們說，零售並不是發財致富的藝術中的一個自然部分。發財致富的自然方式是巧妙的經營房產與地產。以這種方式所能得到的財富是有限度的，但是由貿易而得到的東西則是沒有限度的。貿易必須和錢打交道，但是財富並不在於獲得貨幣。由貿易而獲得的財富很正當地是要被人憎恨的，因為它是不自然的。“最可憎恨的一種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貸；高利貸是從錢的本身裏而不是從錢的自然對象裏獲利的。因為錢本是為了用於交換的，而不是要靠利息來增值的。在一切發財致富的方式之中，高利貸是最不自然的”。這種教誡產生了什麼結果，你不妨去看陶奈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但是雖說他講的曆史是可信的，然而他的敘述卻有一種袒護前資本主義的偏見。
“高利貸”是指一切有利息的貸款，而不像現在那樣僅僅是指以過高的利率貸款。從古希臘時代直到今天，人類——或者說至少是經濟上更為發展的那一部分人類——一直是分裂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債務人始終不讚成利息，而債權人則始終讚成它。在大多的時候，地主都是債務人，而從事商業的人則都是債權人。哲學家們的見解除了少數例外，都是吻合於自己階級的金錢利益的。希臘哲學家都是屬於占有土地的階級或者是被這個階級所雇用的，所以他們不讚成利息。中世紀的哲學家都是教士，而教會的財產主要的是土地，所以他們看不出有理由要修改亞裏士多德的意見。而他們反對高利貸更因反猶太主義而得到加強，因為大部分流動資金都是猶太人的。僧侶們與貴族們是有爭執的，並且有時候還非常之尖銳，但是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萬惡的猶太人——猶太人曾以貸款的辦法幫他們渡過了壞年成，並認為自己應該得到自己節儉的某種報酬。
隨著宗教改革，情形便起了變化。許多熱誠的新教徒都是經營企業的。對於他們來說，貸款謀利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首先是加爾文，後來是其他新教的神職人員，都承認利息。最後天主教會也就不得不步其後塵，因為古老的禁例已經不適於近代的世界了。哲學家們的收入現在都得自大學的資金，所以自從他們不再是教士，因而不再與土地占有聯係之後，也都一直是讚成利息的。每一個階段都曾有過豐富的理論論據在支持著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意見。
柏拉圖的烏托邦被亞裏士多德根據種種理由而加以批判。首先是非常有趣的闡述，說它把太多的統一性賦予國家，把國家弄成了一個個體。其次就是那種反對柏拉圖所提議的廢除家庭的論證，這是每個讀者自然而然會想得到的。柏拉圖認為隻消把“兒子”這個頭銜加給所有可能構成親子關係的同樣年紀的人，一個人對於全體人民也就獲得了目前人們對他們自己真正的兒子所具有的那種感情。至於“父親”這個頭銜，也同樣如此。反之，亞裏士多德卻說，凡是對最大多數的人所共同的東西便最不為人所關心，如果“兒子們”對於許多“父親們”都是共同的，那麼他們就會共同地受人忽視；做一個實際上的表兄弟要比做一個柏拉圖意義上的“兒子”還要好得多；柏拉圖的計劃會使得愛情化成水的。然後就是一種奇異的論證說，既然禁絕情欲是一種德行，那麼要求有一種消滅這種德行以及與此相關的罪惡的社會製度就是很可惋惜的事情了。於是他就問道，如果婦女是公共的，那麼由誰來管家呢？這種製度可以描敘為是一種僧院，隻是不須要獨身罷了。對於實現柏拉圖的計劃來說，這一點是具有根本意義的，並且這一點比起柏拉圖所推薦的其他許多事情來，絕不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柏拉圖的共產主義困撓了亞裏士多德。他說，那會使人憤恨懶惰的人，並且會造成在同路人之間所常有的那類爭端。如果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事情，那就要好得多。財產應該是私有的；但是應該以仁愛來這樣教導人民，從而使得財產的使用大部分能成為公共的。仁愛與慷慨都是德行，但是沒有私有製，它們便是不可能的。最後他又告訴我們說，如果柏拉圖的計劃是好計劃，那麼早就會有別人想到過這些了。我並不同意柏拉圖，但是如果有任何東西能使我同意柏拉圖的話，那就是亞裏士多德反對柏拉圖的論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