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中旬，興登堡宣布再次競選總統。這就迫使希特勒攤牌。很明顯，要競選，納粹黨就得推選候選人，而隻有希特勒才有這個現實的機會。即便如此，他還下不了決心。“我知道我會上台，其他人全會失敗。”一次他對弗蘭克說，“我將自己看作總理，也一定會當總理。我未將自己看作總統，也當不上總統。”他的猶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搖擺了兩個星期，後來還是戈培爾說服了他。接著，他便迅速地取得競選資格。他通過納粹內政部長的斡旋，取得了德國公民籍，還當上了該州的議員。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將於15天後參加總統競選。
經濟危機和政治怨恨，幾乎把德國變成戰場。“柏林處於內戰狀態，”克裏斯多弗·伊舍伍德寫道：“仇恨刹時從天而降，時時處處均在爆發：在街頭巷尾，在大小飯店，在電影院，在舞廳，在遊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後，在中午。有刀對刀的，有刺環或啤酒瓶對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對鑲鉛棍棒的；子彈射穿了廣告牌，從廁所的鐵房頂上彈了回來。”
仇恨像瘟疫一樣在全國擴散。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把矛頭對準了比他們幸運的人。在眾多因經濟崩潰而受打擊的人看來，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於希特勒從未向魏瑪政權妥協，且開誠布公地反對凡爾賽條約和赤色威脅，盡管謠言四起，說希特勒與工業資本家來往甚密，他們也滿不在乎。他的口號非常簡單：“為了自由和麵包。”在全國的一片混亂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堅持為德國找到一條最佳出路。興登堡到處立起牌子，號召選民們念他先日之好處：“他曾相信你，你現在相信他。”戈培爾則用“尊敬興登堡，選舉希特勒”予以反擊。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義的青年身上。他不辭勞苦，到處遊說，號召這兩種人起來，與他一起和各種用人單位作鬥爭。戈培爾冥思苦想出來的宣傳運動，可說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沒有張貼納粹口號的牆壁是罕見的；用飛機向百姓散發傳單；向尚有留聲機的人們寄出了五萬張宣傳唱片；於晚間在公共廣場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爾演講的“有聲映畫”。然而，這項計劃的核心卻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講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裏，希特勒和戈培爾幾乎每天發表重要講話，通常兩次或三次。
與此同時，興登堡營壘內陣腳大亂。他們一開始就鬧分裂，人們又在嘀嘀咕咕，說總統的兒子奧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還當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分裂進一步加深。更加荒謬的是，有人攻擊說，興登堡的兩個已步入中年的女兒，是社會主義學生聯盟的領導人。他們花在澄清謠言上的時間，比花在攻擊希特勒之政策上的還多，而每次否認都使虛構顯得像是事實。興登堡的支持者們彼此爭論不休，而興登堡本人也未為爭取選票作出多大努力。他隻在選舉前三天公開露麵一次，且還宣稱，他之所以同意參加競選，是因為許多帶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國人都勸他留任，以防止政權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選舉日前一天黃昏，投票結果表明，興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風。像戈培爾一樣的黨內軍人，對大選是滿懷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總統寶座。然而，隨著得票數字的距離拉開，他們也顯得六神無主了。深夜過後一小時，局勢已經明朗。興登堡以700萬張票之巨遙遙領先，離必要的多數隻差35萬張票。雖然在兩個領導人之間仍需進行終選，但戈培爾相信：“取得政權的好夢已暫時做完。”
希特勒卻不然。他與心腹們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館裏頑強地等候著。他急忙趕回“褐色大廈”，口述了一份聲明，令國社黨立即著手準備終選，不得延誤。“首輪選舉已畢，第二輪於今日開始。我得親自出馬，領導這一選舉！”希特勒的沮喪情緒已一掃而光，與戈培爾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時間內，對地方長官、國會代表和黨報的編輯等，作了多次演講，大大地鼓舞了鬥誌。凡出席講演會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選舉中，希特勒必勝。
終選的勝利卻遭到了威脅。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慕尼黑郵報》突然發表了羅姆與一心理專家之間的通信所致。從信中看，他們二人均有兩種興趣——同性戀和占星。在詳細審查證據後，漢斯·弗蘭克拒絕以汙蔑罪對該報提出控告。此時，羅姆隻好承認——狼狽地、拐彎抹角地承認，他是“兩性人”。希特勒的律師勃然大怒，因為他曆來認為，同性戀者是不熱衷於追求刺激的。“現在呢，”弗蘭克回憶道，“他卻是個勇敢的、富有進取心的軍人的典範。他臉上傷疤累累，走起路來昂首挺胸。從外表上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
長期以來，對羅姆的同性戀，希特勒漠然處之。在那個年代，這是相當了不起的。但是，在讀完書麵證據後，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火冒三丈，好一陣後才平靜下來。“一團糟，多可怕！簡直不是人！是畜牲！連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幹不出來的事情！”他問羅姆是否“糟蹋”過男青年或男童。律師回答說，找不到這種記錄。希特勒這才平靜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隻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間——羅姆幹的那種事。孩子們不是受害者？”弗蘭克重又保證說，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們可考慮是否留他。假如他搞過男童，那就讓上帝去懲罰他吧！那樣，他就一定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