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現在是死定了，”艾斯納說，一臉嚴肅的神情，“我認識這個人。《華爾街日報》摳動板機的時候，子彈就一定要出膛。”
奧維茨更是緊張了，他認為艾斯納的話一點也不好笑。
“我能跟你打電話嗎？”切普裏問奧維茨。
奧維茨什麼也沒有說，隻是露出了那種“長臉殺人”的眼神。他要過他自己的生活，要幹自己的事業，不希望大眾了解他的言行。他對自己的事業一向守口如瓶，他認為現在也沒有必要一下子去揭開它。
在電影首映式上見到奧維茨的第二天，《華爾街日報》的這位記者就給奧維茨的辦公室打電話，請求與奧維茨本人通話。幾秒鍾後，奧維茨接了電話。這是個好兆頭，這位記者想。事實卻不然。奧維茨有預見，知道切普裏會打來電話，切普裏還沒有提問，他就已經準備好了答案。他並不打算接受采訪，也不希望有關他的文章見諸報端。明的威脅也好，暗的也好，對他都不起作用。事實上，切普裏注意到，奧維茨說話的聲音比頭天要溫和一些。“我不喜歡在公眾眼底下生活，”他再次強調說，“那隻會打亂我的代理關係。”奧維茨好像是在表達他的擔心，即他的合夥人會對他非常討厭，因為他們會感覺到，他是在耍手腕，以圖個人名聲。
這位記者見這一招不靈，隻好退下陣來。他沒有選擇，隻能專心致誌於攻克這位處在頂位的人。這是商業新聞的慣例，他們總是想辦法利用處在負責位置的人。他還知道，他會公平地寫奧維茨，讓這篇故事帶有一些積極的色彩，因為他計劃寫這位鐵腕人物是如何將所有的線條都紡織在好萊塢這塊布上的。奧維茨到底為什麼要拒絕這一點？很明顯他本人是在不遺餘力地反對編寫此故事，就好像切普裏和《華爾街日報》是要盡力將他描繪成一名罪犯一樣。
切普裏並沒有因為奧維茨拒絕合作就打退堂鼓，當然他還是有些失望，因為他知道，這篇故事如果建立在與他本人談話的基礎上，那一定就會有趣得多。不管怎麼說，他開始給城裏的許多人打電話，包括不斷地給奧維茨本人打電話——可是，他再也無法接通他了。
一周之後，切普裏和他的妻子參加了一次電影首映式，這次是在一家中國戲院裏進行的。因為一種令人驚訝的巧合，他們發現自己與邁克爾·奧維茨同坐一排。奧維茨轉頭，發現了切普裏，瞪著眼看了一會兒，但沒有說一句話。切普裏想像到了最差的情況：他以為我是在追蹤他。一周之後，切普裏出差到紐約，與大衛·布郎在賽馬俱樂部一起進早餐，大衛是《大都會》雜誌編輯海倫·格蕾·布郎的丈夫。讓切普裏吃驚的是，邁克爾·奧維茨這時候也大步走了進來。這是切普裏和奧維茨在兩周時間內不期而遇的第三次！切普裏知道，他自己並沒有到處找維茨，可是他擔心奧維茨本人一定會這麼想，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奧維茨往屋子四處一打量，看見了切普裏，有幾秒鍾臉上顯出看上去極其厭惡的神情，然後從這家餐館退了出去。
盡管如此，切普裏仍然想要采訪奧維茨，因為他已經收集到了大量有關此人的信息，因此更想這麼做。可是到此時，他知道自己能夠成功進行采訪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賽馬俱樂部的“奇遇”（切普裏的原話）之後不久，切普裏與邁克爾·艾斯納聯係，請他幫忙打電話給奧維茨。艾斯納卻一臉嚴厲，“如果你把這篇有關邁克爾·奧維茨的故事發表出來，”他帶著威脅的口吻說，“事情對你將極其不利。”
對切普裏來說，艾斯納的反應出手很重，這位迪斯尼的主席先生聽起來就像是好萊塢電影中的黑手黨黨徒。
切普裏大笑，希望能夠使氣氛緩和一下。
艾斯納估計切普裏不可能被嚇倒，因而又變得和善起來。“嗯，”他說，他的聲音不再那麼氣勢洶洶了，“如果你非幹不可，我可以幫助你。”艾斯納解釋說，奧維茨根本沒有準備與切普裏談話，可是如果這位記者給他提出一些問題，迪斯尼的這位主席卻有可能回答一些出來。雖然艾斯納並沒有說這麼多，可是切普裏卻因此假定，他應該會將這些問題轉至奧維茨，並通過別人轉得答案。
奧維茨不願直接與記者談話，但願意通過中間人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這正好反映了奧維茨長期以來對待媒體的態度。像他曾對切普裏說過的一樣，他一點也不喜歡別人寫一些有關他的東西。如果這樣完全不可能，他也希望在說到他的一些事情上，自己能夠施加某些控製力。這樣，奧維茨通過艾斯納回答了切普裏提出來的大約200道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奧維茨的童年及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