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經將數目如此眾多的大電影明星框入CAA的客戶名單表裏，邁克爾·奧維茨現在就可以將注意力轉移到“擴大”人才公司規模上麵了。邁克爾·奧維茨沒有從城裏其他代理公司裏聘請年長一些、經驗更豐富的人才代理人，而是喜歡傾力從公司內部挖掘一些人才進行培養，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吸收了CAA公司的文化，這種公司文化幾乎就是邁克爾·奧維茨個人性格和風格的反映。在想辦法發展公司文化時，邁克爾·奧維茨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將舊時代的好萊塢人才代理公司的刻板做法倒過來，因為他最喜歡看到的就是，CAA的人才代理人們都能夠得到尊重。“我不喜歡人們輕視這份職業。”他說。他的目標就是要在代理業中注入一種新的敬業精神，這不僅會驅散人們對代理人抱有的輕視態度，而且可以使好萊塢的交易離開了CAA的代理人都無法做成。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邁克爾·奧維茨包裝了CAA的公司文化和商業操作，使其深藏不露。CAA越是深藏不露，就越是神秘莫測，就越是能夠使別人對代理人肅然起敬。使公司不為外界所了解是很容易的：畢竟CAA是一家私營公司，沒有公眾股東，因而也沒有任何需要向外界透露其操作模式或者財務狀況的責任。雖然他有時會背上一些壓力，要使該公司變成公眾公司。可是邁克爾·奧維茨並沒有受到任何刺激，非要走這一步路不可。“我是在完全深藏不露的基礎上進行公司操作的，”邁克爾·奧維茨解釋說，“如果變成公眾公司，公司的內幕就會被發現。我為人們做了很多事情，向一些人貸了大筆款，還保釋了很多人出獄。我總是為很多事情付錢。因為SEC（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的規定要求我必須向人們報告所有這些情況，因此我不想我們走向公共化。如果這樣的話，當我想給湯姆·克魯斯一件昂貴的禮物時，我就無法在做了這件事之後不挨一些股東的罵。我可不想這種事情發生。”不管怎麼說，避開媒體的燈光目前已經是邁克爾·奧維茨特有的性格了。
深藏不露被認為是對公司的利益至關重要的事情，比如說如果有話傳出CAA剛剛讓某一客戶主演某部電影而為其掙得500萬，那麼其他的客戶就有可能感覺到，他們也應該因為自己在某部電影中的服務而要求得到同樣或者類似的數目。或者，如果威莫公司或者ICM公司在早期就發現，CAA公司正在與某家電影公司進行整筆交易，那麼這些代理公司就有可能自己嚐試著去做同樣的事。雖然很多私營公司掩蓋他們的秘密是很平常的事，可邁克爾·奧維茨卻將這種深藏不露視為一種有力的心理武器，它讓CAA罩上一道神秘的色彩，讓別人相信，一些令人激動的、極有趣的事情正在其緊閉的後門裏進行著。
不管是在電影初映式上、新奇飯店裏，還是在別的地方，CAA公司的代理人們在公開場合的表現也強化了這種形象。代理人們一般很少單獨行動，他們總是三五成群地活動，表現出一種團體的力量和有所企圖的形象。除了以最為普通的一些詞來稱讚邁克爾·奧維茨的技巧以外，他們從不評論他，也從不就他如何運作公司而加以任何評論，不講CAA的代理人們正準備幹什麼事情。他們總是想法讓公眾注意力從自己身上移走，讓他們去注意別的代理人。CAA公司的代理人們得到指示說，吸引公眾注意力是一種冒險，因為這會招致客戶的憤怒。
由於人們對於CAA的商業策略所知甚少，也因為其代理人都顯得如此能幹，就有一種神話流傳開來，說CAA的代理人們都是好萊塢的鐵人，是一群極有活力、進取心的武士，他們好像無處不在，也不需要睡眠。由於CAA在80年代早期的力量越來越大，別處的代理人都想揭開CAA的操作秘密——可是，這家公司卻像是個難以攻克的城堡，邁克爾·奧維茨的代理人們所顯示出來的忠誠和紀律使CAA公司更為神秘。
哪怕是在CAA職位最低的員工，他們離開公司的時候也不會感到那麼輕鬆。喬什·貝塞爾於1993年的秋天在CAA的收發室裏找到一份每周300美元的文員工作，與做代理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一個月以後，貝塞爾離開CAA，到ICM公司給一位電影代理人當助理，工資稍高一些（每周500美元）。因為找到了一份工資更高的活，他感到很高興，可是卻被CAA公司人事部經理阿林·紐曼潑了一瓢冷水：“如果你準備到ICM去，我真希望當初你根本就沒到這裏來過。”後來，貝塞爾承認說，他太天真了：“跑到ICM公司去卻不做你在CAA公司所做的事情，這有點像丟了道奇車而又換上了揚基車一樣。”
很自然，保持一種低姿態是邁克爾·奧維茨的風格。他的童年和青年期的生活也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他並沒有出頭露麵的欲望。他有意選擇了在娛樂業裏最沒有公開生活的職業，而且真心希望（他後來還承認這也很天真）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界人士，同時又不吸引太多的公眾注意力。他的親密朋友，紐約佩斯威爾德斯坦畫廊的總裁阿恩·格裏姆切說：“邁克爾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他不需要媒體來告訴他自己是誰。媒體在他拒絕接受采訪時會很生氣，可是他的理念是‘我們可不是明星’。”人們會把他的深藏不露解釋成傲慢，認為他的害羞是一種專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