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法的問題上不主張搞神秘主義，而提倡公開性，他提出要把法告訴人民，要讓人民知法懂法守法。所以他主張法律法令要明白易懂，甚至還主張進行法製宣傳和法製教育。“故聖人之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同‘智’）遍能知之；為置法官吏為師，以道（同‘導’）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法律當然也是對各級官吏的製約，也是督察的依據。“法平，則吏無奸”，法可以使官吏廉直清正，並能保證政令的暢通無阻。商君此言在相當程度上是中肯的，隻是也未免有失之理想化的一麵。不管怎樣，“吏無奸”，對於最容易受吏欺壓的普通百姓來說，總還是一個福音吧。
商鞅真不愧為法律、法製、法治的熱烈倡導者，他希望每一個人都知法懂法，整個國家都在法製的軌道上運行，一切井然有序，誰也無權、無法破壞法製秩序。
“法，國之權衡也。”他把法看成是國的最有權威的準繩，隻有依靠法，才能別是非，定賞罰，如果沒有法，是非怎麼定？賞罰又根據什麼？
但是商鞅也看到法律製定出來後，並不一定能真正得到切實執行。他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這倒的確是一個自有法以來古今中外普遍性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哲學家洛克也曾說過“如果法律不能被執行，那就等於沒有法律”，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還沒有與這個問題揮手告別。
有法必依，就不能有法律不適用的例外。商鞅非常清楚這一點，他把貴族和平民放在法律麵前平等的地位上，鄭重而明確地提出了“壹刑”的思想。
商鞅以“刑無等級”“行法無偏”來解釋“壹刑”，這並不難理解，就是不管是誰，同罪同罰，不分親疏貴賤，無論何人（當然不包括國君），隻要觸犯國禁，幹亂法製，就要同罪同刑，決不寬赦。依據“刑無等級”和“行法無偏”的原則，商鞅對敢於與新法作對的地位很高的人物也動了刑具。公子虔兩度受刑，後一次被割了鼻子，公孫賈被在臉上刺字，以後有八年不敢出門。在商鞅懲處的人中，肯定還有這樣的案例和案犯。這說明，他的“行法無偏”並不是隻是說說的。
在以往貴族特權隆盛的等級社會中，盛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則，到了大夫那一級，就可以享有犯法免於處罰的優待，這顯然是極不公平的。“刑無等級”，就等於宣告取消舊貴族的這一特權。
一直據於優越地位的世襲貴族，當然是仍然希望繼續保持他們的特權的，但如果不對舊的製度進行改革，就無法削弱舊貴族的勢力，更何況，如果對於舊貴族反對變法的舉動不能嚴厲打擊，那麼改革就根本無法進行。
因此，商鞅“刑無等級”的方針，主要是針對那些舊貴族的，因為普通民眾本來是無特殊地位，對他們用法並不存在困難，無需強調克服等級障礙。
商鞅主政時期以及此後的秦國，都是強調嚴刑峻法的。因此，不分等級之刑，對廣大民眾來說，還是意味著專製暴政，並不是什麼特別值得慶幸的事，但如果對比以往法因人異的情況，那麼，顯而易見，這一政策在中國法製思想史上確有著重大的意義。雖然還不能簡單地說這一思想已經等同於“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近現代法製思想，但它通過否定以往賦予貴族特權的法律製度，張揚了法不異人的觀念，這終究還是一種進步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