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人幫”組閣圖謀的破產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後，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部門聯係實際、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複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就必然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仇視和反對。
和林彪集團一樣，江青集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這兩個集團就相互勾結，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中，它們分別加強了各自的勢力，並開始著手實現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同一目標。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曾兩次鼓動、策劃造反派圍困中南海，衝擊國務院，試圖揪鬥黨和國家領導人。江青等人公開宣稱：“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1970年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開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會議，攻擊、汙蔑周恩來，同時吹噓自己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因此，在實現政治野心方麵，江青一夥與林彪一夥並無本質區別。林彪集團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脅。但隨後開展的對林彪的批判，特別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又造成對江青一夥的新的更大威脅。這是因為，極左思潮與“文化大革命”有著不解之緣，煽動極左思潮的不僅有林彪一夥，原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人更脫不了“幹係”。在江青一夥眼裏，“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曾預計同年國慶節前可召開四屆人大。但隨著情況的變化，原定計劃又一再推遲。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後，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才重新提出來。9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開始進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周恩來擔任《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全部工作預計在10月5日以前進行完畢。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幾乎是在鄧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時，沉寂了22個月之久的關於四屆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現在報端。
就在這時，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開始聯合向周恩來反撲。在他們授意、操縱下，全國報刊上發表大量“評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幫”在北京及各地的親信和骨幹分子也大肆活動，借批判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把矛頭對準老一輩革命家和恢複工作的廣大老幹部。“四人幫”的幹擾，使正在進行中的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又被打斷。
周恩來對江青一夥的動向是有所警覺的。在可能的條件下，他批評和製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現的一些不利穩定政局的非組織活動。但周恩來考慮更多的，還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邊站”的老同誌。
首先，周恩來對鄧小平複職及工作安排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並親自宣講、落實。這一年3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複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傳達到黨內外群眾。在談到鄧小平複出這件事時，周恩來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勝利，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又說，鄧小平同誌身體很好，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中央政治局討論重大事項時鄧列席。不久，周恩來親自安排鄧小平出席外事活動，對外公布了鄧小平的複職。在籌備召開十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重申：中央關於恢複鄧小平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誌都是滿意的。此外，周恩來還直接向一些重要外賓介紹鄧小平。他當麵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稱讚鄧小平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中國領導人。同年12月，周恩來親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在黨中央和軍委任職的通知。鄧小平的複出，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