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鄧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曾深情地追念起他與周恩來的不同尋常的交往。他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按：1920年－1924年）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誌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經曆過無數磨難的鄧小平，是很少用這種帶感情色彩的語言來表達對所尊敬人的看法的。也許，周恩來是唯一的例外。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鄧榕）在她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提到：“我問過父親，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父親深思了一下答道：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毛毛接下來寫道：“是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
正是這種戰友之誼、兄弟之情，把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緊緊聯係在一起，患難相依，生死與共。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夥人看來，老一輩革命家長期從事革命鬥爭的曆史，卻可以成為致這些老革命們於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打倒或遭受批鬥，一般緣於這樣兩種原因：一曰“現實問題”，二曰“曆史問題”。所謂“現實問題”，多指某人建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這樣的幹部常常會遭到群眾批鬥，本人也要不斷地檢討，但還不至於“一棍子打死”。而所謂“曆史問題”，則多指某人建國前曾發生“自首”、“變節”、“逃跑”、“叛變”等行為或嫌疑，這樣的幹部往往要被“開除出黨”，甚至入獄判刑，落得“身敗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林彪、江青等人先以“曆史問題”將劉少奇徹底打倒並迫害致死，然後又試圖以同樣手段來打倒、搞臭鄧小平。
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鄧專案組”突擊調查鄧小平曆史上“叛變自首”的問題。為此，中央專案組“二辦”抽調人員，補充調查所需人力。“鄧專案組”加緊行動，奔赴各地，搜羅取證。從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專案組”先後派出外調小組93批，外調人員223人次，所到15個省、市、自治區，計140多個市縣，行程達30多萬公裏。雖如此，對鄧小平的“曆史問題”所進行的調查仍毫無進展。事後，“專案組”在給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寫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關於鄧小平的曆史問題，經反複查檔、調查，到目前為止，除了入團、轉黨問題尚未找到直接人證，以及一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外，還沒有查到有被捕、叛變、通敵等重大問題的線索。”同時報告又寫道：“下一步工作，我們擬重點查其意圖搞反革命政變，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和串通外國的問題。相應地核實其三反罪行。”康生閱後批示同意，並將此件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閱。周恩來看後，就鄧的入黨問題親筆寫下注語：“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誌均知道此事。”
周恩來的這短短不到30個字的批注，不僅讓“鄧專案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讓“專案組”幕後的陰謀家們所始料不及，且無計可施。
三、“鄧小平專案組”壽終正寢
1969年秋天，因頻繁的邊境武裝衝突引發中蘇兩國關係驟然緊張。林彪於10月中旬發出關於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的“一號命令”，國內包括首都北京進入臨戰狀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對駐京黨政軍機關和在京老同誌作出統一“戰備疏散”的安排。其中，決定將仍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小平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號命令”下達的同時，周恩來接連從北京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對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別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會負責人原擬將鄧安置贛州的意見，指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區，生活條件較差，故將鄧一家安排在這裏不妥。隨後，周恩來提出具體建議：應選擇南昌市郊為宜，所住房子也應是一幢兩層的樓房，樓上是鄧夫婦居住，樓下為工作人員住，並且最好是獨門獨院，既能出來散步，又能保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