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隻過了兩周，中英兩國關於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即簽字並公布。兩國之間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又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相繼實現外交關係升格或正式建交。在很短的時間裏，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受“尼克鬆衝擊波”影響最大的，還要算同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
周恩來對日本是熟悉的。青年時代他曾在東京留學達一年半之久。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關心中日關係，指導對日工作。從50年代初打開中日民間交往大門，“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設貿易代表機構，開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關係每前進一步，都包含著周恩來的精心指導和培育。據統計，建國後周恩來接待的眾多外國客人當中，日本客人無論在批數上和人數上都占據第一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周恩來曾與日本公明黨領導人竹入義勝舉行會談，確定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基本原則。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同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中國隻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必須廢除；中國在聯合國一切組織的合法權利必須恢複。中方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夠接受上述主張並為此采取實際步驟，中日兩國就可以結束戰爭狀態，恢複邦交，締結和平條約。接著，基辛格兩次訪華和第26屆聯大恢複中國合法權利的現實，又給予日本各界強烈震撼。日本政界、財界團體和人士接踵來華，為推進日中關係正常化積極活動。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們更是不辭辛勞地往來奔波，企盼早日實現共同的夙願。
周恩來長期處在中日之間這一係列活動的中心地位。1972年上半年，周恩來連續同日本社會黨、自民黨、民社黨和公明黨人士談恢複中日邦交問題，提出：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對立下去，應該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恢複中日邦交三項原則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他還表示：如果一位現任首相準備解決日中關係問題，親自到中國來談，當然我們不好拒絕。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麼能拒絕呢？從原則來講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敵視中國，不阻撓恢複中日邦交，而是繼續日中友好，努力恢複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現在大家常說的“三原則”。這樣的政府，也就是不繼續佐藤路線的政府，我們願意接觸。當然，中日邦交問題還有很複雜的問題，具體實施的微妙處需要通過政府級會談，同時也要有一個形式問題。如果兩國首腦誠心誠意願意解決問題，那麼形式是第二位的，內容是第一位的、本質的，就是要真正促進中日友好，恢複中日邦交。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內閣下台，田中角榮接任首相。當天，田中發表聲明說：“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及有關外事、宣傳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關係問題。他要求新聞單位積極工作，不能掉以輕心，在宣傳報道上全麵、準確地體現出促進中日友好的精神。9日，周恩來在歡迎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宴會上致詞，提出：“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麵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隨後，周恩來又在同法國外長的會談中說：“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他的這兩次講話，是對田中對華關係聲明的明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