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這裏再次挑明：中美高級會晤首先要談台灣問題，中方在台灣問題上不會讓步。鑒於這種情況，一直試圖“繞過”台灣問題的美方隻得含糊其辭地答複中方：美中代表會談不應限於討論台灣問題……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斯諾。他告訴斯諾：尼克鬆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於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25日，《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斯諾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方透露了毛澤東讚成中美實現高層對話的“信息”。尼克鬆後來回憶，毛澤東同斯諾所談歡迎他訪華的內容，“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這樣，舉行中美高級會晤的條件已漸趨成熟，等待著實現一次重大突破。
（二）“小球推動地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1月29日，是農曆正月初三。在中南海西花廳內，周恩來正同參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的中方人員談話。看過他們草擬的紀要文本後，周恩來皺起眉頭，批評道：“後藤鉀二的會談紀要草案已經很好了嘛！後藤先生很早就想來中國，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也太過分了。”接著，他又焦慮地說：“你們不要那麼‘左’嘛！”
後藤鉀二是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鑒於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他專程來華邀請在世界乒壇享有盛譽的中國乒乓球隊前往參加賽事。後藤提出的作為兩國乒乓球協會會談基礎的文本中，本來已包括應當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內容，即：一、反對“兩個中國”；二、爭取恢複邦交；三、促進中日友好。但會談時，中方代表卻堅持要把台灣問題寫入紀要，並主張將“政治三原則”的文字放在紀要的第一條。這時中日關係還沒有正常化，日本國內情況也比較複雜，後藤感到為難，希望中方能夠理解他的處境。由於雙方相持不下，紀要一時難以定稿。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把中方會談人員找來，嚴肅地批評了他們的做法，指出：會談要看對象，台灣問題在這裏沒有必要提，你們不要給後藤先生出難題。“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還是按日方原來提的，放在紀要第二條。
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於2月1日在北京簽字。隨後，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組成，並正式向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組委會報名參賽。
長期以來，中國乒乓球隊一直受到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他多次設家宴招待出國參賽的隊員和教練員，為他們接風洗塵。他說：“我請你們到我家吃飯，錢我出，但要自帶糧票。”席間周恩來和大家談笑風生。飯後，他有時還要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1965年，中國乒乓球隊的健兒在南斯拉夫舉行的第28屆世乒賽上再創佳績，一連奪得5項冠軍，令世界乒壇為之震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體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出國參賽也被取消，中國乒乓球選手失去了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的機會。
1969年10月，在一次觀看體育表演時，周恩來向國家體委軍管會和體育院校軍宣隊負責人了解運動員的思想、訓練、生活情況。當聽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國參賽說成“為帝、修、反抬轎子”，搞“投降主義”、“賣國主義”，把在國際比賽中為國家爭得榮譽的運動員說成是“修正主義苗子”時，他氣憤地批駁：“出國比賽，這是為祖國爭光嘛！有人不要愛國主義，我們還要愛國主義！”談到“文化大革命”中體育隊伍的現狀時，周恩來十分關切地說：有名的運動員大多被關起來了，就和勞動模範一樣。告訴他們，要經得起考驗。運動員絕大多數是好的，是毛澤東思想培育起來的，是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我們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為國家出力，總還是好事嘛！不久，周恩來又詢問起乒乓球運動員的學習、訓練情況，提出：要抓緊訓練，恢複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