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林彪授意，林立果一夥在上海秘密製定出一份反革命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企圖以“武裝起義”方式，一舉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為實施這個《紀要》，林立果等人多次開會研究，暗中進行策劃。到三月底，已初步確定出“作戰”的指揮係統和具體人員分工。
《“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出籠，標誌著林彪這夥黨內宗派勢力，決心與黨和人民為敵，成為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陰謀集團。
毛澤東、周恩來都全然不知林彪一夥正進行中的陰謀活動。
1971年“五一”之夜，在照例舉行的天安門廣場焰火晚會上，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的林彪一臉沮喪，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甚至連招呼也不打。更使周圍人驚異的是，林彪僅在城樓上坐了幾分鍾，便不辭而別，以致新聞紀錄片上未能留下“林副主席”的影子！林彪這一明顯“賭氣”的舉動，引起在場人們的議論、猜測。為了將林彪這種不顧大局、把黨內上層的矛盾分歧暴露於國內外輿論麵前的後果縮小到最低限度，周恩來想方設法，采取一係列補救措施，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嚴重被動局麵。
中央批陳整風會議結束後，又過了兩個多月“平靜”的日子。
7月初，林彪、葉群離京回北戴河。前往送行的吳法憲發現：“林彪很沉悶，一句話也不講，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
無論是吳法憲還是林彪本人，此時都不會想到，這次離去竟是林彪同北京的最後告別。
幾乎就在林彪離京的同時，中南海的毛澤東作出了一個曆史性的決斷。
7月9日中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抵達北京。當晚，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聽取周恩來和才調任總參謀部不久的熊向暉關於基辛格訪華事的彙報。正式彙報前，毛澤東“順便”向熊向暉了解到總參謀部批陳整風的一些情況，尤其是黃永勝等人嚴密封鎖在廬山會議期間所犯錯誤真相，並全部扣壓了中央下發的他們幾個人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的檢討，拒不向下傳達。
毛澤東據此斷定：“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在回去的路上，周恩來叮囑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周恩來似乎已經預感到一場急風暴雨的來臨。十天前，他曾對來訪的日本客人講述他最喜歡的一句話：“疾風知勁草”。
過了一個月，實際一直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陪同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訪問，需離京4天時間。行前，周恩來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誌以保密電話告我，或告（王）海容轉告。”
8月12日，從廣州返京的周恩來麵見毛澤東，請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間。毛提出可在國慶節後開四屆人大。當天晚上，周恩來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議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
兩天之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視。
經過廬山會議以來的批陳整風運動，毛澤東從大量的揭發材料中覺察出，林彪等人的所作所為十分可疑。他決定去南方一些省走一走，邊調查、邊“吹風”，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屆三中全會作準備。
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裏，毛澤東先後到達武漢、長沙、南昌等地，同沿途黨政軍負責人談話，講述黨內路線鬥爭曆史，揭露和批評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以及背地支持他們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一係列陰謀活動。
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澤東巡視的汪東興，將經毛澤東親自閱改過的他和華國鋒追記的毛沿途談話內容稿各一份專送周恩來。這時，毛澤東已到達杭州。這裏是毛澤東建國後最常來的地方。然而，風光依舊的西子湖畔，此時正布滿殺機。參與策劃反革命政變的杭州地區的頭目陳勵耘，不僅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也擔負著毛澤東住地的警衛工作。毛澤東的處境十分危險。
在一路向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吹風”的同時，毛澤東已覺察到林彪一夥的不正常活動情況。他及時給北京的周恩來通報沿途談話內容，說明他對事情已作了最壞打算。
兩天後，陪外賓來武漢的李作鵬從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口中得知毛澤東在這裏的談話內容，李當即形成3點“印象”：廬山會議的事情還沒有完，上綱比過去更高了，矛頭似乎指向林彪。
一直把自己與林彪命運聯係在一起的李作鵬、黃永勝，迫不及待地將此情況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進而促使林彪一夥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