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真真假假，陽奉陰違，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畢竟不容抗拒。這一年六七月間，炮打周恩來的言論有所減少，非難周恩來的行動也有所收斂。
三、嚴寒的夏季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英國駐華代辦，強烈抗議英國外交大臣對我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宣布取消英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人員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蒙古當局製造的反華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會保加利亞駐華大使館，強烈抗議保加利亞領導人破壞中保交換留學生協議；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劃襲擊我駐印度大使館的暴行，向印度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使館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緬駐華大使轉交我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該國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
7月l日，我外交部照會肯尼亞駐華大使館，抗議肯尼亞政府無理宣布我駐肯尼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會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抗議捷領導人破壞中捷文化合作協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會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和暴徒又一次襲擊我駐印尼大使館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後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在一些邊境地區製造挑釁事件，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香港愛國報紙的停刊令……
在國際關係方麵，國家與國家之間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即使是長期友好的國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別時候、個別事件上的摩擦。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個國家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風俗習慣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遠的曆史淵源，更有複雜的現實因素。因此，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可惜的是，這個本來由中國、印度、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卻在1967年夏季幾乎被破壞殆盡，造成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時期。對於當時的每個事件的細微末節以至雙方“責任”大小、先後等，這裏且不去也無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證、評判，但我們不妨從周恩來總理後來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一篇談話中，來冷靜地反思一下這段沉重的曆史：
“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個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發生這個事件的原因，邊界問題關係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采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製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護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也被我擋住了。”“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