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之後，周恩來得悉外語學院的一些紅衛兵為“揪鬥”陳毅已強行衝入外交部，又於15日淩晨緊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係統院校紅衛兵代表，向他們發出警告：“你們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麵！”他當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讓部隊開去，以加強外交部的保衛！今後，誰也不許再去衝，不管哪一派，誰去我就扣留誰！”對仍在陳毅問題上無理糾纏的造反派，他斬釘截鐵，寸步不讓：“你們以為想要‘打倒’陳毅，陳毅同誌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這一年的5月間，周恩來連續數次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談話的一部分。與“二月逆流”前比較，很明顯，造反派的口氣變得更加強硬，其來勢也更加凶猛、更加無所顧忌、咄咄逼人了。從中已不難看出，總理本人當時的困難處境和暗藏的某種危險預兆。
果然，從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單位的造反派組織先後貼出矛頭對準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如：“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對此，外事係統內部並不一致。許多老幹部、黨團員和業務骨幹等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十分反感，明確指出這是“政治性錯誤”。但在某些造反派組織當中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堅持“炮打”周恩來，其“根據”是：1、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2、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3、（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總理主管外事，很多東西違反毛澤東思想；4、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不會和總理沒關係（即副總理們都是在總理領導下工作）；5、運動以來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6、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今天看來，當時的造反派們也並非一味隻知打、砸、搶的狂熱分子，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是頗有些“頭腦”的。然而，和其他地區、其他部門的所有造反派一樣，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極左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們才會不惜將矛頭對準為國家、為人民日夜操勞的人民的好總理！
對以上情況，周恩來並非沒有一點預感。5月15日淩晨，他在對外事口造反派講話中曾發人深省地道出這樣一段話：“拿我個人來說，你們搞全麵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麵。”
10天之後，5月29日，毛澤東也從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風潮，特別是外事係統一些造反派，因陳毅“問題”而每每對周恩來進行非難和攻擊。毛澤東揮筆批道：“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澤東的批示雖十分簡短，卻極不尋常，可稱得上字字千鈞。首先，他明確提出了“極左派”這一概念。幾個月前，毛澤東也使用過這個概念，但當時指的是搞“打、砸、搶”的造反派。而這次毛澤東又親自將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即炮打、攻擊周恩來的言行，均屬“極左派”之列。這樣一來，不論明裏或暗中支持、慫恿這類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極左派”的支持者和後台。這無疑是對江青、康生等一夥人的沉重的一擊。此外，毛澤東又特別要求“文革同誌”（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向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們“做說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次日，周恩來在該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組各同誌傳閱。--這是周恩來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名義，在同江青、康生一夥對抗的“棋局”中，變被動為主動，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將軍”！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批件後有何想法，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這永遠是個曆史之謎了。但在此前對所謂“伍豪事件”（注：這是30年代初，由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蔑地誹謗周恩來的事件，當時的中共中央曾采取措施進行揭露和批駁）完全知情卻裝聾作啞的康生，這時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寫給陳伯達、江青的信中稱：我建議由文革小組來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毛澤東抨擊“極左派”之後雖顧慮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後也在一些場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稱“毛主席的一個小學生”的江青，卻一直緘口不言，若無其事，置毛澤東批示於腦後。